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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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的言论：“同样多的收入相对均匀分配，会比不均匀分配产生相对说来更多的生产需求。”
（转引自Ｎ。
Ｎ。
富特和Ｐ。
Ｋ。哈特的文章：《社会流动和经济进展》，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４２期，１９５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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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结合在一起了，世界富国的和平取决于穷国的经济进展。
从长远的观点看，西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不可能与非洲和中国的饥荒与疾病同时存在。如果工业化国家想帮助非工业化国家，它们就得削减不必要的消费；而如果它们想和平，它们就必须想到帮助非工业化国家。让我们考虑一下几个事实：Ｈ。
布朗认为，一项为期５０年的世界发展计划会使农业生产增长到这样的水平：所有人都会营养充足，现在不发达的地区会达到类似日本战前的工业化水平。
①美国给这类计划的年支出，头三十年内是４０亿到５０亿美元，以后就会少一些。
作者说道：
如果我们把这笔花费与我们的国民经济收入、与我们现在的联邦预算、与我们的军费以及打仗的开销作一番比较，那么，这笔要出的资金看来不会太多。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成功的计划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相比，那么，开支似乎就更小了。而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懒散、与维持现状的作法带来的后果相比，那么，开支就会是无足轻重了。
②
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究竟可以允许资本投资获取的利润
①参阅哈里森。布朗《人类未来的挑战》，纽约，海盗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２４５页起。
我还未见过有多少书能像这本书一样，依据有力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清楚明白地表述道，现代社会需要在精神健康和精神错乱、进步和毁灭之间作出选择。
②同上书，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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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有害的、不健康的方式来操纵公众的需要，而上述问题则不过是一般性问题的组成部分。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电影业、娱乐书籍出版业以及我们报纸上描述犯罪的报导和故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最低等的本能被人为地激发出来，因而公众的思想便受到了毒害。食品和药物法案规定，不得无限制地生产和宣传有害的食品和药物；至于其它一切生存必需品，也可如法炮制。假定这类法律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对于某些产业，例如电影业，就必须实现社会化，或至少必须由公共基金资助，发展与之抗争的产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唯一目的是人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社会中，物质需要又从属于精神需要，那么，找到确保必要变化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就将不是一件难事。
就每个公民的经济处境而言，收入平均的思想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从很多道理上讲，既不实际，也不可取。
人应当有的，是维持有尊严的生存的收入。就收入不平均的情况而言，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不应当超越某个限度，致使收入的差别导致生活体验的差别。百万富翁可以不加考虑而满足任何一时的兴致，他对生活的体验就不同于一个为了满足一种代价高的愿望就不得不牺牲另一种想法的人。一个从来不出城、从来都无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也就是说，无力购买非必需品的人）
，其生活体验也不同于能够这么做的邻人。
不过，假定收入差别不超过某一个限度，那么，即使收入有某种差别，基本的生活体验也会相同。要紧的不是收入差别有多大，而是收入的量的差别到了什么程度会转变为生活体验的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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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说，诸如英国现在有的那种社会保险制度应当保留。但这还不够，现存的社会保险制度应当扩展为保证全部。。。。
生活费的制度。。。。。。。
造成当今人不自由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饥饿这个经济威胁，它迫使人接受他本不愿接受的工作条件。只有当这个因素消除了，每个人才会像自由而负责的人那样行事。只要资本的所有者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只有”命一条的人，就不会有自由，因为后者没有资本，除了资本家提供机会，他无法找到工作。
一百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人对邻居都没有责任。
当时，人们设想，为了使经济保持运转，社会的法律应当使社会上有一支穷人和失业者的大军（经济学家也科学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很少有人敢于再公开提出这条原则。
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任何人都有享受国家财富的权利，无论是从自然法则的角度，还是按照社会的法律。一百年前流行的合理说法——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无知，缺乏责任心，简言之，因为他们犯下的“罪孽”——现在已经过时。
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实行一种保险制度，保证人人在失业、生病、衰老之时，有最低限度的生计。这等于差一步宣称，即便没有出现这些情况，人人都有权得到生存的手段。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可以得到足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的钱，即使他没有失业、生病或衰老。如果他自动辞职，如果他出自任何个人的考虑，不想继续在原单位挣钱，准备谋求另外的工作，他的情况又不属于保险救济条款中的任何一条，那么，他便可以要求得到这笔费用。简言之，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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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有什么“理由”
，便可要求得到维持最低生活的费用。这种要求应当有一个确定的时间限制，比如２年，以避免滋长那种拒绝承担任何义务的神经症态度。
这听起来有些像异想天开的建议，①不过，我们的保险制度在一百年前的人听来也会是异想天开的事。人们对这种设想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会是：要是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大家就会不工作。
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看法：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生来就懒。实际上，除了精神错乱的懒人之外，很少有人不想挣比最低限度生活费多的钱，很少有人喜欢无所事事，不愿工作。
当然，从那些想利用资产权来强迫别人接受他们提出的工作条件的人的立场出发，怀疑最低保证制度也不是毫无道理。
如果人人都不再因为怕挨饿而被迫接受工作条件，那么，工作就完全会有趣，完全会吸引人，人们就很愿意接受。只要契约双方能自由接受或放弃，契约自由就能实现；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事实并非如此。
生活保障制度不仅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契约自由的真正开端，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自由领域。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今天，一个受到雇佣的人如果不喜欢他所干的工作，常常被迫继续干下去，那是因为他没有收入来冒失业一、二个月的风险；显然，他如果辞去工作，他就无权得到失业救济。实际上，这种处境的心理作用还要
①迈耶。夏皮罗博大提醒我，罗素在他的《通向自由的几种途径》（蓝绶丛书，纽约，第８６页及以下几页）中，提出了与我相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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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得多。他不能冒被解雇的风险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容易害怕老板或是他要仰仗的人。他会控制自己不顶嘴；他会努力去迎合、顺从，因为他一直担心，要是他表现自己，老板就会解雇他。
或者让我们再来另外举一个例子。
一个人在４０岁时决定干完全不同的另一项工作，为此他得准备一、二年。
既然最低生活水平意味着他要在最低的舒适条件下生活，作出这项决定就非得是他对新选的工作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不可。因此，只有那些有天赋的且对新工作真正感兴趣的人才会作出这种选择。或者，让我们举出一位婚姻不幸的妇女的例子。
她不离开丈夫的唯一理由是无法找到谋职训练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个同他的精神错乱或危害他的父亲严重冲突的少年，要是他能自由地摆脱家庭，他也许会做到精神健康。
简言之，如果实行了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制度，那么，事业及私人关系中基于经济考虑的最根本的强制状况就会消除，人人都能重新自由行动。
实行这种制度的代价怎样呢？既然我们已经采取了保障失业者、疾病患者以及衰老者生活的原则，想使用这种特权的人就只会是另外一小部分人：确有天赋的人，暂时同别人冲突的人，以及对工作不负责任、不感兴趣的神经症者。把一切相关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使用这一特权的人数似乎就不算特别多了，而且，经过仔细研究，我们甚至今天就可以估算出大致数目。不过，我们得强调一点：采纳这项建议得与我们建议的其它社会变化一同考虑。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公民都积极从事他的工作，那么，对工作不感兴趣的人的数量就只会是现今条件下人数的若干分之一。撇开这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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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设想的花费。这个计划所需的费用大概很难超过最近几十年来各大国维持军队的费用，还不算军事装备的开销。还不应忘记的是，在使每个人重新恢复对生活和工作的兴趣的制度中，甚至只要对工作环境作少量的改善，每个工人的生产力都将大大超过当今的生产力的水平；此外，在控制犯罪、防治神经症或心身疾病方面的开支也会相当少。
政治改革
我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说明，民主在异化的社会中不能发挥其作用，我们的民主制度的组织方式促成了异化的总进程。
如果民主是指个人能表达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意愿，那么，这里的前提就是他有一种信念，一个意愿。而事实却是，异化了的现代人有意见，有偏见，却没有信念；有好恶，却没有意愿。他的意见、偏见、好恶，同他的兴趣、爱好一样，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机器的支配——要是他还没有适应广告宣传的影响，没有受到生活的整个异化形式的制约，这类宣传或许对他没有多大作用。
一般的选民消息闭塞。虽然他时常看报，但是，整个世界同他如此的疏离，乃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和意义。从报上他知道，亿万美元被人花掉，千百万人被杀死；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形形色色的归纳总结，但这些东西并没有以具体的、有意义的方式给他描绘出整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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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样子来。他读的科幻小说与科技消息没有多大差别。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无限的、与人无关的东西。事实不过是许多罗列出来的记忆数据，就像是智力游戏中的谜，而不是他和他的子孙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
此外，人们绝不应当忘记，多数票表决的概念本身，也助长了抽象化、概念化和异化的进程。本来，多数统治是少数统治也即国王、封建领主统治的替换形式。
但这不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