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e弗洛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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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全的社会》这本书中,我试图说明,从多方面讲,20世纪民主体制中的生活导致了人们再度产生逃避自由的企求;本书的大量章节分析了这种以异化观念为中心的特别的逃避行动。
从另一方面讲,《健全的社会》不仅是《逃避自由》的续集,在某程度上也与《自为的人》一书一脉相承。在《逃避自由》与《自为的人》两书中,我讨论了与主题有关的特定的心理机制。
《逃避自由》主要涉及专制性格问题(虐待狂、受虐狂等)
,而《自为的人》则提出了关于各种性格方面的想法,用一种依据人际关系的性格进化设想取代了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发展概念。在《健全的社会》中,我更为系统地发展了我称之为“人本主义心理分析学”的基本观念。自然,先前曾经说明的观点不可能略去不提;但在本书中,我只是把这些观点一笔带过,而将主要的篇幅放在我最近几年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之上。
我希望,读过前两本书的读者在读本书时,不难看到思想的延续,以及某些变化,进而接触到人本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论点: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是植根于本能需要,而是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人演变到人之后,便丧失了先前那种与自然界保持的原始联系。于是,他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的基本感情即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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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需要。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的见解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过,这些看法却是以他的根本发现为基础,在他之后的一代人的思想和经验影响下,进一步发展而得来的。但是,正由于本书包含了对弗洛伊德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我想在此十分明白地指出,心理分析学说的某些发展趋势中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人们在批判弗洛伊德思想体系的某些错误之时,却把他的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连同他的错误,一齐丢掉了。弗洛伊德的科学方法、他的进化观念,以及他认为无意识是一种真正的非理性力量,而不是一大堆错误思想的看法,都是极有价值的。此外,还有着这样一种危机:心理分析正失去弗洛伊德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向常识和舆论挑战的勇气。
《健全的社会》以《逃避自由》中的纯粹批判分析为出发点,通过分析、论证,最后就健全社会如何发挥职能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本书最后部分的主要论点并非是要人相信,我提出的每一种建议都必然是“正确的”
,而是说明了这样一种信念:只有当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领域同时发生变革之时,社会才会进步。任何局限于一个领域的进步,都会危及全面。
我深深感谢许多朋友,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使我获益匪浅。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乔治。富克斯,他在本书未完成之时就不幸去世了。起初,我同他商定合写这本书,但由于他病魔缠身,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他确实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作过多次长谈,他给我写过许多信函、便笺。尤其是那些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的讨论,给了我很大启发,帮助我澄清了许多思想,有时,修正了我的看法。我在书中几次提到他的名字,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远甚于此。
此外,我还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处的负责人哈格里夫斯博士,他给我提供了有关酒精中毒、自杀和杀人的统计资料。
E。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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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精神健全吗?
生活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人精神十分健全。
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观念了。虽然事实上我们之中很多人患了或轻或重的心理疾病,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怀疑我们精神健康的总的标准。
我们深信,只要介绍一些较好的心理卫生方法,我们就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对于个人的精神障碍症,我们则仅仅视之为个别事件。也许,我们会感到惊讶,在本应是健全的文化中,怎么会发生这么多这类事情。
我们有把握说,我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许多住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都确信,除了自己,人人都是疯子。众多的严重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的强迫性固定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都是对多少有点不正常的环境作出的正常反应。我们自己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以研究精神病的方式来看看事实吧。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世界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却以称之为“战争”的安排方式,杀戮了数百万人。
除了小规模战争之外,在1870年、1914年以及1939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每一个参战者都坚信,他是为自卫而战,为荣誉而战,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争战的对方,则常常被视作残酷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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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丧失了理性的恶魔,是必须予以击败的对象,以便将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不到几年工夫,在相互残杀事过境迁之后,昔日的敌人便成了我们的朋友,而昨天的朋友却成了我们的敌人。
我们又在一本正经地重新划分敌友了。
在1955年的今天,我们又在准备一场大屠杀了。如果这场屠杀实现的话,将超过人类历史上安排的任何一次杀戮。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将被用作这一目的。大家都怀着混杂着自信与惶恐的心情,指望各国的“政治家”能“成功地避免战争”。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赞颂他们。
不过,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政治家引起了战争。通常的情况是:不是他们有意制造战争,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合理地处理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事务。
这些破坏性和偏执怀疑表明,我们的行为与过去三千年来文明人类的行径并无二致。
按照维克多。夏比莱的说法,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860年间,人类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不少于八千个,每一纸和约都被认为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但每一纸条约的平均寿命才不过两年而已!
①
我们的经济方向很难令人振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之中:每一个特别好的收成常常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我们限制农业生产力,以便“稳定市场”
,尽管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所匮乏的急需品,正是我们所限制的东西。目前,我们的经济制度运转良好,因为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我们每年花
①根据H。
B。
斯蒂文斯《文化的复苏》一书,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49年,第221页。
(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明者外,其余皆为原注。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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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来制造武器。企业家们担心,我们停止生产武器的时间会到来;而那种认为国家不应生产武器、应该建造房屋,以及生产其它有用的东西的想法,却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损伤个人创造力的罪名。
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人人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同作用下,用缺乏真实感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即便是没有充分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娱乐一下,见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难堪。
尽管不论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中了这些毒,我们却高兴地注意到,银幕上没有“不道德”的东西。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以便产生一些启迪人们心灵的节目,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我们已经将每日平均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敢于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余下来的时间,打发掉一天之后,我们便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描绘这幅人人都熟悉的图画呢?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肯定会怀疑他神智是否健全;要是他又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言行也完全合乎常理,那么,我们诊断的正确性就更是毋庸置疑了。
可是,社会就其整体而言并不十分健全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社会的精神健康难题只涉及某些个别的“不适应者”
,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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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的未调节的问题。本书正是要讨论这后一个问题,即不是研究个别的病理,而是研究常态的病理,尤其是当今西。。。
方社会的病理。在讨论社会病理这个复杂概念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一些有关西方文化中的个别病理范围的资料,这些资。。
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西方各国精神病的发生情况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居然没有什么资料可查,真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尽管在物质资源、就业情况、出生率和死亡率诸方面,我们都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却没有有关心理疾病的充分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比如美国和瑞典,我们有它们的一些确实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也只是记载着精神病患者的入院情况,并无助于估计心理疾病的相对发生率。涉及精神病护理及设备的改善情况,以及精神病发病率增加的程度的数据,也少得可怜。
①美国所有医院的大半病床都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在他们身上我们每年花费了十多亿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精神病增加了,只能说明护理加强了。不过,其它数字却较好地说明了较严重的心理障碍症的发生情况。如果上次战争中美国所有免征入伍的人员有17。
7%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的话,那么,即使无法比较过去的以及其它国家的情况,这个事实也确实说明了心理障碍的高发比例。
我们可得到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粗略情况的比较资料,仅仅涉及自杀、杀人和酒精中毒。豪无疑问,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不能说只有一个。但是,即使我们不马
①参阅H。
戈德哈默和A。
马歇尔合著的《心理诊断术与文明》一书,自由出版社,格林科,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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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讨论自杀问题,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一种假设:一个国家的自杀率高,便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精神不够健康、稳定。所有数据都清楚证明了,这种情况并不是物质贫乏的必然结果。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率却最低;而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物质繁荣却带来了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
①至于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这也是精神和情绪不稳定的症状。
杀人的动机大概不能像自杀动机一样表明病理问题。虽然在杀人率高的国家自杀率低,但如果把这两者加在一起,我们就可得出一个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