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三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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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看去是个三角形，从山尖有八道山梁分散而下，像一面撒开的鱼网，所以风水上叫“网形”。寺前排和高田在网底，而潘氏老祖屋的风水形局是“猫形”，在网底正可以大吃鱼虾，以致潘姓既富裕又多子孙。村东头的东华庐，中厅的对联是“祖德高深开大业；网形雄耸育英才”，可见村人对这风水是很认真的。寺前排和高田的潘氏造屋，除了供祭鲁班和杨筠松外，还要祭廖炳，就是最初给永发公遗孀陈氏建议留住在三星寨的地理师。房子造好以后，在祖堂的神橱背面左角设香案永远供奉鲁、杨、廖三仙。至于谢姓，是因为他们的祖屋宝树堂正在八道山梁中一道的下端，分占了一个龙穴，所以也相当发达。在塘肚村，伸公的孙子七世品一（生卒失载）和允彝〔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堂兄弟合力在官路西边的沼泽地中央小小一块稍稍高一点的干地上造了一座房子。沼泽地中央造房子本来是风水术上的大忌，但是一位地理师看出，这块干地的形局是“出水莲”，风水大好。所以塘肚村积河公的后代也既富裕又多子孙。这座房子至今仍叫“出水莲”，而且院门隐蔽，以保持整个外墙为完整的长圆形似莲花。不过沼泽早已淤成农田了。

　　　　但品一和允彝很快因不睦而分开了。品一在塘肚小盆地南侧中央造了围龙屋，允彝在小盆地东北角东距“牛形”一百多米造了一幢宅子，围龙屋部分只大体整了两端的基地便停下没有造。允彝的亲弟明芳公后人（十一世）在允彝宅的西面不远处造了一幢围龙屋，叫燕贻堂。这三房成了积河公之下的三个支派。明芳公后裔不旺，只有品一和允彝两支在塘肚生生不息。作为积河公的后代，他们年时节下仍到寺前排的老祖屋祭祀。从五世到十一世，在塘肚村造了好几幢中型围龙屋。

　　　　广河公后裔则长期围住在老祖屋左右，直到十二世才有钦学、钦罗二人成立支派。钦学公“以贸易起家，积成巨富”，他的第三子国城“复继绳之，家声丕振”，在老祖屋西面建“上新屋”，奉钦学为开基祖（见《南华堂碑记》）。钦罗公后人在老祖屋东面建“下新屋”，奉钦罗为开基祖。两座新屋的建造时间大约在乾隆、嘉庆年间。此后，两房就分别在老祖屋的东、西两侧发展。

《梅县三村》第二部分　三、海风万里故乡情（1）

　　　　客家在大迁徙过程中养成了勇于开拓的精神和浓厚的家族观念。影响寺前排、高田和塘肚三村聚落建筑环境的，第一是客家的大家族聚居习惯和妇女的劳动持家，第二是他们抛家离乡去开拓南洋，备尝艰辛，小有成就，不忘故土，对家乡建设尽心尽力。如今三村的高质量房屋，全部是他们建造的。而且，他们眼界宽、思想活，常常招聘潮州工匠，采用海外样式，大大改进了传统的围龙屋。

　　　　明末清初，海禁至严，但广东的潮州和福建的漳州，仍有不少人漂洋过海到南洋拓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海禁，到雍正时又允许人民出洋贸易，1860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清廷被迫开放大量海外移民，华侨因而大增。到光绪末年，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洋华侨事业达到高峰，梅县已经有两三千人出洋。

　　　　南口潘氏出洋较晚，但很快便有大的成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丁满十六出洋”是一般成规。孩子少时，在家随母亲生活，入塾读书，到了年龄即作为“新客”由常来常往的“水客”带到南洋，在父亲、叔伯或同乡的扶持下当伙计。若干年后回家乡娶亲，度完五十几天的新婚佳期，丢下妻子再到南洋去。有了些发展，便在当地再娶一位妻子。数年一回老家，或者数十年不回，到了迟暮，则回故乡安度晚年。因此，村里的青壮年大多是妇女。高田村围龙屋德馨堂的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婆，著名华侨潘立斋的孙媳，回忆当年生活时说：“开饭要摇铃，五张饭桌，上横只一桌，是男席，下横有四桌，都是女席。”

　　　　钦学的孙子立斋（1854—1926年，十四世），是三村潘氏第一个出洋华侨，在海外创业，成就很大，村人叫他“潘百万”。他提携子弟出国并热心扶植，在南洋和桑梓兴办学校，建设乡里，不遗余力。从此以后，三村迅速成为华侨之乡，经济大大发展，建造了一大批经过改良的新型围龙屋。潘立斋造成了三村潘氏历史的转折，是三村新历史的开辟者。立斋同时或稍后有钦学系的从堂侄祥初（1851—1911年），钦罗系的从堂侄君勉（1882—1968年）和十六世植我（1885—1953年）等。

　　　　立斋去世后，他的儿子所写的《哀启》说他：

　　　　“自束发受书，勤学好问，早有大志。年十九，困于家计，因而辍学，遂赴琼州执工艺，往来于羊城及粤西梧州。越四年，还家省母。居二年，以工艺不足展其才学，即赴南洋荷属之巴达维亚经营商业，与肖世伯郁斋创设增兴公司。是时海道大通，先严察知海外商业与内地贸迁关系至巨，仍与从堂兄祥初等商议设万通安记商号于香港，以为转输百货总机关。由是商务蒸蒸日上，分支增兴号于泗水，合组纶昌号于吧城。不数年间，如孟加锡之兴昌，三吧冷之汇群，日本之广兴昌，澳门之同昌，吧城之兴隆、阜通、远通，咸先后相继提携创立。而先严名望亦由之日隆，遂公举为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会长。其时祖国正变法兴学，爰捐资创办中华学校，以培植华侨子弟。待学生毕业后，送百余人归国，肄业于南京暨南学校。江督端方，待遇优异，询及先严家事，特题赠‘忠教传家’匾额。嗣以报效海防经费，奖叙知县。及分发福建，委办漳州水灾赈济，捐务出力，保升同知。方图出仕，即电闻王母邓太夫人抱病，星驰归里。未几丁艰，读礼家园。鼎革后，遂无意进取，淡泊自居，惟间一二年则南渡巡视各处营业状况而已。至先严对于桑梓，凡造桥梁、修道路、办平粜、兴蚕桑，一切地方公益事，莫不疏财仗义，解囊襄助。对于宗族，则于光绪季年偕祥初兄旋里，合议建设家族学堂，求新学而聘教员，不惜多金以栽培后进。又选其优者，或赴羊城，或渡日本，以学习工艺技术。此外增尝产、修族谱、兴山利、维持宗族，诸善举悉力为己任。先是，先严已在本乡建屋数楹，及游江西吉安府，见其商务繁盛，遂购店业，设商号，并于吉水县五十二都忠鹄乡门村购田产，筑屋宇，以为子孙迁居之计。”

　　　　立斋和祥初合力完成钦学公遗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今高田村东端创办毅成公家塾。1924年，立斋71岁寿辰时，任香港嘉属（嘉应州，即梅州）商会正会长的从堂侄君勉等醵资为他祝寿，他指令把全部集款用来发展南口镇上建于1911年的安仁学校，而将原毅成公家塾和塘肚村早年由允彝公房派创立的笃才学校作为它的低年级分校。1928年，后人用祝寿余款在南口镇上建成商业街永发街，有店面16间，以其中14间捐为学校的公产。立斋和祥初、君勉对三村和南口镇的经济发展、建设和教育有很大的贡献，使三村成为梅县最富裕的农村之一。1907年，著名的爱国者、为台湾复归而奋斗的诗人丘逢甲与立斋在香港合影，题诗一首：

　　　　“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年领袖人。”

　　　　戊戌变法，主要内容之一是兴办新式教育。1899年，新政改革家黄遵宪回原籍梅县定居，竭力鼓吹教育，“普及民智”，以教育为“救中国之不二法门”，创设嘉应学会议所。清末民初，梅县中小学校有80％为华侨捐办。立斋兴新学，与这段历史有关，又办实业，所以丘逢甲称他是一位维新领袖人物。

　　　　祥初和君勉都曾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中山先生曾在过香港时暂住君勉家，亲书“博爱”二字相赠。

　　　　君勉于1908年赴香港，在立斋和祥初开设的万通安记商号任司理，后赴日本神户任潘植我创办的得人和商号副经理。1916年，创立旅港嘉属商会，任第一任会长。1936年，又任南洋输出入商会第一届理事长。他大力捐助抗日战争。40年代初，在神户开设东明公司，又在香港、上海及梅县设南通公司，在九龙设南洋织造厂。他还热心扶植家乡青年赴印尼谋生。

　　　　塘肚村的华侨发迹稍晚一点，重要的有潘仲元（潘振纲之子）、潘万兴（潘炎寿之子）和潘添仁，都是印尼侨界领袖。仲元是印尼潘氏福利基金会主席，与苏加诺、苏哈托等人颇有交往。

　　　　20世纪初直到40年代，华侨在故乡大量建造房屋，根本改变了故乡面貌。

　　　　1897年，潘祥初在高田村东部造成一幢南华堂。不久，立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今高田村东端与寺前排村邻接处，叫做“田唇前”的地方造了一座围龙屋，有两层围屋，名为德馨堂。德馨堂形制全是传统的，但装上了从香港运来的自来水管。稍晚一点的毅成公家塾就在它西侧大约一百米。

《梅县三村》第二部分　三、海风万里故乡情（2）

　　　　从南华堂和德馨堂开始，以后的大型住宅都是华侨造的，大多称为某某庐，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华侨屋。比较重要的有钦学系十五世祥初的南华又庐（1904年）、他同父异母弟展初的承德楼（1912年）和育初的儿子焕云的很洋气的焕云楼（40年代），还有星福的伟新庐、松桂的锦冈围（均为40年代），等等。属于钦罗系的则有十五世君勉的荫华庐（1919年），十六世植我的东华庐和东华又庐（均为1919年）、宇怀的宇安庐（30年代）、季文的继曾庐（30年代）、植我的弟弟德我的德华庐（1933年），等等。塘肚村的华侨屋比较少，重要的有十五世森寿建的敦义庐（30年代）、十五世经猷和伦猷的景星围（30年代）、十五世银猷和钜猷完成的锦和庐（十四世缵珍初建于30年代）、十七世锦三的锦华庐（30年代）等等，还有一些小型的“双合杠”（又称“窄面横”）和“三杠”住宅。塘肚华侨发迹比寺前排和高田的晚，正赶上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以后的大变，而且以前的老围龙屋比较多，所以华侨屋的规模和质量明显不如路东的，只有锦华庐和锦和庐很整齐。

　　　　华侨在南洋的开发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高潮，寺前排、高田和塘肚三村的建设相应地于20世纪最初的40年达到高潮，直到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塘肚的发英庐，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兴建，到80年代完成，是三村最后一座围龙屋。

　　　　这一批在短短时期里由三村潘氏第十四、十五世的华侨建造的华侨屋，占三村建筑的大部分，而且是质量最好、最堂皇的部分。它们虽然仍旧保持着传统的基本形制，但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反映出封建宗法制的动摇和西方建筑的一些影响。它们祖堂的地位削弱了，供生活起居的厅堂发达起来，内部空间因此更开敞、更统一、更完整、更有层次。有一部分房屋有了楼层。出现了没有围屋的“四杠”、“五杠”式住宅，它们都有走马楼，楼上楼下空间交流，变化尤其丰富。以枕头屋代替围屋的多了起来。也有了浴室（冲凉间）和厕所，居住的舒适度大大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