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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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恋生癖定向发展的社会条件,诚如我刚才所说的有关个人发展的条件一样,正是这些条件促进了恋生癖定向的发展,但是要进一步考察社会条件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下述的论述只是这种考察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这里应提及的最明显的因素也许是经济和心理学中所说的富裕和匮乏的状况。只要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防止对生命的摧残或避免饥饿的话,那么,对生命的爱恋就会受到抑制,反之,恋尸癖的定向就会得到发展。此外,废除非正义也是加强恋生癖定向的另一重要的社会条件。在这里,我所说的非正义不是指,每一个人并不拥有或储存同样多的东西,而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即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并且将一种不能使人的丰富、健康的生活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强加于另一个阶级的身上;或者,换言之,在那种状况中,一个社会阶级不可能与别人共同享受生活的基本乐趣;总之,非正义,归根结底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一状况下,人不是他自身的目的,而成了他人目的手段。
有利于恋生癖定向发展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自由。但是仅仅“摆脱”政治的束缚还不能算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一旦热爱生命的定向得到了发展,那么,必然会出现“行动的”自由——创造与建设的自由、惊奇与冒险的自由。这种自由需要能动的、有责任心的个人,而不是奴隶或机器上被加足了油的齿轮。
总之,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对生命的爱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安全的社会——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所提供的基本的物质条件不会遭到任何威胁;这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没有人是别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能成为该社会一名活跃的、肩负重任的成员。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即使在一个既安全又有正义的社会里,如果具有创造性的、自我活动的个人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这种社会也不可能有助于对生命的热爱。仅满足于人不成为奴隶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社会状况使得机器般的人进一步存在的话,其结果只能导致对死亡的爱恋,而不是对生命的热爱。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论及核武器时代中,特别是同该社会的官僚组织的问题有关的恋尸癖这个问题时作更为详细的说明。
我已经试图阐明了恋生癖和恋尸癖概念同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这两种本能的不同之处。此外,恋生癖和恋尸癖这两个概念又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肛门欲”和“肛门型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概念正是弗洛伊德早期里比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在1909年《性格与肛门性欲》这篇论文中阐明了他的这一最重要的发现。弗洛伊德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要描述的人是下述常见的一种性格的综合。这三种性格是:守纪律、过度节俭和固执。这三个词中的每一个词都确实掩盖了身体整洁和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的含义。它的反义词是‘不整洁’和‘玩忽职守’。过度节俭乃是被夸大了的贪婪的表现形式;固执可能会导致违抗的行动,也很容易产生狂怒和复仇的行为。后两种性格特征——过分节佺俭和固执之间的联系较它们与守纪律这一性格特征的联系更为紧密。它们也是构成整个复杂性格的不变的因素。然而,我认为,三者总是以某种方式联结起来,这也是无可辩驳的。”
于是,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守纪律、过度节俭和固执这三种性格特征在这样一些人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些人过去曾具有肛门性欲,现在却成了使这一性欲升华的最初和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弗洛伊德的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过分节俭的其他形式不是指肛门的排泄物,而是指金钱、脏物、财产,指对无用的物质的占有。而且,肛门型性格也通常表现出虐待狂和破坏的特征。精神分析的研究用充分的临床依据证实了弗洛伊德这一发现的有效性。但是,对于“肛门型性格”或我所说的“囤积型性格”这一现象的理论说明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按照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用于肛门性欲及其升华的能量与生殖区(在这种情况下即指肛门)有关,而且由于个人在接受排泄粪便训练过程中的经验和构成肛门性欲的因素不同,因此,肛门型性格所表现出来的肛门性欲较正常的人更为强烈。与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不同,我认为,没有任何充分的依据可以肯定肛门性欲——作为性欲冲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肛门型性格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在从事肛门型性格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人都对排泄物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排泄物正是他们所感兴趣的、无生命物的一部分。粪便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是人体最终所要消灭的产物。但它对肛门型性格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人喜欢任何对生命无用的东西,例如,脏物、毫无用途的物品以及仅仅作为占有物而不是作为生产和消费之手段的财产。至于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无生命的东西感兴趣的原因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人体结构的因素以外,父母的性格,特别是母亲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母亲坚持严格的粪便训练,并对孩子的排泄过程表示极大的兴趣的话,那么,这位母亲乃具有强烈的肛门型个性,即对无生命的、死的东西产生极浓厚的兴趣,并以此来影响孩子。同时,这位母亲又缺少生活的乐趣;她没有活力,总是死气沉沉。他的焦虑和忧愁通常使她的孩子害怕生活,从而对无生命的东西感兴趣。换言之,造成这种肛门型性格的并不是诸如此类的粪便训练乃其肛门性欲的影响,而是母亲的性格。母亲通过对生活的恐惧或仇恨直接影响了孩子的排泄过程,并以许多方式使孩子的能量变成了对占有和囤积的一种渴望。
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型性格和前面几页中指到过的恋尸癖性格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对无生命的、死的东西的兴趣与爱好方面二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它们只是在爱好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差异。我认为,恋尸癖性格是性格结构的病态形式,而弗洛伊德的“肛门型性格”乃是性格结构的健康形式。这也就是说,肛门型和恋尸型性格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人们很难确定哪一种是肛门型性格,哪一种则是恋尸癖性格。
从恋尸癖性格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以里比多理论为基础的“肛门型性格”和他的纯生物学的思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这个概念乃是从纯生物学的思辨中推导出来的。同样,在弗洛伊德的“生殖型性格”和生本能乃恋生癖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将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和晚期理论连结起来所进行的第一项工作。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扩大这种联系。
当我们回到产生恋尸癖性格的社会状况时,又出现了下述这些问题:恋尸癖与当代工业社会的精神之间有何关系?此外,恋尸癖及其对生活的冷漠态度,对核战争的动机来说究竟会有什么意义?
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论述促使现代战争发生的一切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导致了以前各次战争爆发,而且也将导致目前核战争的爆发。但是,我想论述其中的一个原因,这是与核战争有关的、十分重要的心理学问题。不管以前各次战争有多么合理——自卫反击、经济利益、解放、荣誉、捍卫生活方式——这些不能成为核战争的真正理由。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在几小时内被烧成灰烬时,当所有的文化中心被摧毁、侥幸残存的活人羡慕死者并过上一种原始野蛮的生活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卫、利益、解放和荣誉。[我不能接受这些理论,因为这上结理论试图让我们相信:(1)六千万美国人的突然死亡并没有对我们的文明产生深远的、破坏性的影响;(2)甚至在核战争发生以后,这种理由仍然存在于敌人中,即他们是按照防止全面毁灭的一系列规则来指挥战争的。]
但是,尽管这样,为什么还继续不断地进行核战争的准备?为什么扩张军备战较反对战争的呼声更高?我们如果理解为什么人们没有和自己的子孙们一起起来反对战争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人们满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却如此地热衷于破坏一切呢?问题的答案有许多,[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似乎是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即绝大多数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意识地——陷于对个人生命的忧虑之中。社会范围内所发生的持久的战争以及对失败的恐惧产生了永恒的忧虑和悲伤的状态,从而使每一个普通百姓忘却了对自己和世界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但而,没有一个答案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我们阐明这一点,即由于人们并不热爱生命,或者说,由于人们对生命毫不关心,许多人被死亡所吸引,因此,人们才不害怕全面的毁灭。
这一假说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这些论断相矛盾:我们认为,人人都热爱生命、害怕死亡;我们的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乐趣较以前任何一种文化都大。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我们所说的乐趣与欢乐和对生活的爱恋与享乐根本是两码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述先前对爱恋生和爱恋死的定向所作的分析。生命是有结构的演化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预测,不可严格控制的。在生命的领域内,其他人只能受到各种生命力,如爱、刺激、范例的影响。生命以单个的形式,如一个人或一只小鸟、一朵花表现出来。“大众”的生命是不存在的,抽象的生命也是不存在的。今天,我们对生命的体验日益被机械化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物品,并且在崇拜物品的生产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成了商品。人被当作数目来对待。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人是否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抚养(就像得到很好保养的物品一样);而在于这些人究竟是物还是具有生命的存在。人们爱好机械装置远胜于有生命的存在。此外,研究人的方法也是纯理智的、抽象的。人们只是对作为客体的人、对人所共有的属性、对大众行为的统计规则感兴趣,而不是对活生生的个人感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日益起作用的官僚主义方法有关。在生产的庞大中心、在大城市、大的国家中,人的管理似乎与物的管理没有什么两样;人及其管理者被改造成了物,那么人就有被消灭的可能。所以,人在被消灭之前,总是失望的、并想扼杀一切生命。
在官僚组织的一体化的工业社会里,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