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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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他的出现会毁了我母亲当天的情绪。
虽然那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与我父亲的争吵，琼妮的父亲仍然愿意为我们的婚礼和礼物花费5000美元，并让我们选择如何分配。最后我们接受了3500美元的现金。我岳父坚持代我们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因为他瞧不起我在财务方面的判断力。我父亲虽然没有出席婚礼，但仍然兑现了送我们一辆车的承诺，一辆水星敞篷车，排档装置有点毛病，所以只能往前开。我们的新婚之夜在艾塞克斯酒店度过，然后我们去了凯茨基尔的康歌德酒店，琼妮在一次电视知识竞赛中赢得了该酒店一周的免费住宿。
在山里度过一周之后，我们前往佛罗里达开始两个月的悠闲度假，把整个州都玩遍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经历了一件难堪的事。我把在婚礼上收到的礼金存在纽约的一个储蓄账户里，并以为我签的支票能从这个账户取钱。结果，我们意外地发现付给一家家汽车旅馆的是空头支票。我永远忘不了到达马拉松基的杰克塔汽车旅馆时被指控支票欺诈的情形。幸运的是，我们让他们相信了我们的无辜，并偿还了债务。这可不是我未来成为银行家的好兆头！
那年8月从我们漫长的蜜月回来之后，琼妮和我与我们的父母住在一起。每周的工作日我们与我母亲住在一起，因为琼妮还在布鲁克林学院念书，从母亲在富拉特布什的房子去学校更方便一些。周末我们就住在琼妮在她父母家的卧室。一个月后我才拿到大学学位，之后我仍然打算加入空军。
与琼妮的父母住在一起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与他们的关系仍然紧张，因为他们显然很在意他们的新女婿没有工作，差一点大学没毕业，而且父母离异。他们认为我配不上他们的女儿，并且基本上不掩饰他们的不满情绪。更糟的是，琼妮的床有轮子，而地上没有地毯，我总是怀疑她父亲在墙上安了一个听诊器。我找了一份提成的工作，卖《大纽约工业名录》（The Greater New York Industrial Directory），但我讨厌它。在十天仅卖出一本之后，我辞职了。在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情况下，我会去游乐厅玩游戏。我还记得每天如何编故事说我当天干了什么，使琼妮的父母不至于将我看得更低。
一天，我经过巴奇公司（Bache & pany）时朝里面看了看。噼啪作响的报价机和人们工作的嗡嗡声看上去很有趣，于是我询问父亲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他的妻子玛丽安很快把我介绍给一位朋友，后者正好是贝尔史登（Bear Stearns）公司的一名经纪人。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份送信人的工作，每个月挣150美元。和我最初一起工作的人大部分做的是社会保险基金，但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很快，我就成了保证金簿记员。
股票经纪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行业。我经常在午餐时间去感受“行情室”的氛围，那是股票经纪人工作的大厅。有一个两面都是玻璃的隔墙。一边是推销员和交易员，另一边则是公司的传奇领导人，塞·刘易斯（Cy Lewis），一个浑身散发权威的高大男人，不断向他的交易员大声发出指示。塞旁边是一个年轻人，爱斯·格林伯格（Ace Greenberg），他后来成为贝尔史登的CEO。保证金簿记员的工作教会我关于这个行业如何运作的许多东西，并使我充分了解一个强大的后台办公室的重要性。作为保证金簿记员，我会从经纪人那里接到询问他们的客户有多少钱可以用于投资的电话。那时还是前计算机时代，我不得不完全依赖手工计算来匹配股票和根据保险金率计算客户的借款能力。
我刚刚熟悉工作就接到空军的报到通知。由于我的上一次体检已经过去一年多，我被要求先去长岛的米切尔空军基地接受必需的检查。我意外地没有通过体检，因为我的龋齿需要根槽手术。到1955年秋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已经开始裁军，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获得了改变主意取消服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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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一年前在夏季训练营毁了一架T…33飞行模拟器之后，我就开始重新考虑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想法，而我目前在贝尔史登公司的正面经历鼓励我考虑一份不同的职业。最后，我咨询我的老板，问他是否认为我能够在经纪业干出来。在他的鼓励回答下，我决定交回我的空军徽章。这一系列改变我命运的事件安排得多么有趣：首先，父母离婚，迫使我推迟毕业，从而推迟了我的服役，现在，一个小小的体检就把我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学习备考经纪人执照。6月，我通过了考试。贝尔史登将我调到位于华尔街1号的经纪部门。我兴奋不已，为我的快速进步，也为我终于来到金融世界的中心。拿到执照和仿佛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的感觉棒极了。作为一名年轻的经纪人，我工作非常努力。我仍然非常害羞，琼妮极大地帮助了我。她会每天敦促我与客户冷静地通话，了解客户的情况。她的话语仍清晰地萦绕在耳边：“你今天给某某打电话了吗？一定要跟进！”
我从来没有详细的打电话计划；相反，我把每一个可能的人变成我的客户，开始主要是家里的朋友，然后是我经常光顾的餐馆的侍应生和领班。最初，我的客户中有大概五分之一在餐馆工作。时不时会有一些惊喜，比如吉米拉格朗日餐厅的领班交给我一个拥有价值10万美元AT&T股票的账户。
我的第一年有起有伏。我清楚地记得因为买进了错误的股票导致客户亏钱而失眠。有一阵我不敢去外面吃饭，因为我知道要面对我的侍应生客户。不过，努力掌握了公司的投资研究方法之后，我很快暂露头角。1956年9月，我的收入使琼妮和我能够住得起一套我们自己的公寓，谢天谢地，终于能够摆脱与她父母同住的别扭。我们在东洛克威的新公寓每月租金135美元，是我收入的一半，但它所带来的独立性值这个价钱。就在我们搬家前夕，琼妮生下了我们的儿子马克。初为人父的感觉很幸福，责任感则鞭策我更加出色地工作。
我继续扩大业绩，1957年为公司带来了25000美元的佣金收入，这意味着我能够拿回家7500美元。我干得不错，但1957年对股票市场而言是不同的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脏病逆转了投资者信心的高涨，由于交易量萎缩，道琼斯平均指数这一年下跌近13％。1958年初，我仍然很紧张，我的一个叔叔鼓励我考虑加入一家以其所有者弗兰克·拉格朗日（Frank LaGrange）命名的小经纪公司。这是一家只有三个人的公司，但吸引我的是7500美元的底薪加上利润分红。我保守地认为，这样的报酬结构能使我不受市场逆境风险的影响。
在拉格朗日公司的工作总的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我的老板偏爱铁路和糖业股票（这是前卡斯特罗时代），我则对新兴公司和技术型公司着迷。我经常在午餐时在外面与隔壁的昂特伯格托宾公司（Unterberg Towbin）经纪分析师分享对股票的看法。汤米·昂特伯格（Tommy Unterberg）与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会经常睡在我公寓的沙发上，这样我们第二天就能早起开始对附近公司的研究。弗兰克·拉格朗日不允许我与技术股分析师朋友们粘在一起，认为我应该关注更稳健的公司。更糟的是，他还讨厌我抽烟，并不断抱怨他妻子不喜欢他衬衫上的烟草味。另我措手不及的是，当股票市场1958年大幅复苏时，我受到了双重打击。市场全年上涨了34％，使我最初离开贝尔史登的理由不成立。我本以为能够得到丰厚的分红，却在拉格朗日宣布没有利润可分时感到彻底的欺骗。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出路。伯纳姆公司（Burnham & pany）的销售经理已经一连几周打电话说服我跳槽。他针对我所讨厌的拉格朗日公司的一切进行游说，鼓吹伯纳姆公司的家庭式公司文化，选择股票的多样性，以及大家长式的创始人。销售经理向我保证，以我的能力和伯纳姆公司的支持，〃你的业绩会是现在的三倍，我保证。〃通常这样的话会让任何人起疑心，但我上钩了，并且毫无悬念地，我的佣金业绩让我在1959年拿回家25000美元。当然，当年的佣金是固定的，并且实际上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比如，当时的佣金是客户资产的大约7％，相当于40年后平均水平的10倍。不管怎样，我赚到钱了，我的收入使我成为当时零售经纪人中的精英分子。
伯纳姆公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创始人，I·W·“塔比”伯纳姆（I。 W。 〃Tubby〃 Burnham）。“塔比”是我认识的最实际而和善的人之一。他的祖父I·W·哈珀（I。 W。 Harper）是一个酒厂主，他则在小时候就获得了“塔比”3的绰号，因为为了治愈一次伤寒，他被迫增肥了50磅。他1935年就创立了公司，这很令我吃惊，一个人竟能创造一家经历如此时间考验的公司。塔比是一个完美的导师：他是完美的零售经纪人，总是喜欢和年轻雇员一起工作，与他们分享他日积月累的智慧。他会不断在这家50人的公司内巡视，询问员工的看法。他对待员工就像家人一样，让每个人知道他们？同等重要，这显示出他善良的性格。这种风格在华尔街的其他地方是如此罕见。塔比或许不是火箭科学家，但他教会我在一家公司的经营中基础价值的重要性，尤其是尊重和珍视员工的必要性。
我的事业成长的同时，我的家庭和生活方式也在成熟。我在伯纳姆公司的成功使琼妮和我能够住进我们那栋楼里一套带两个卧室的大一些的公寓。居住空间的扩大非常及时，我们的女儿杰西卡出生了。我们是骄傲的父母，但沿袭了传统角色，琼妮在家照顾马克和杰西卡，我则在外面挣面包。与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不同，我们没有富有父母的支持，对此我怨愤不已，因为我要求的从来不多。由于没有额外的经济帮助，我们似乎处于不断的挣扎中，为了一个立足之地。回想起来，我总希望当年能够与孩子们有多一些在一起的时间，但我感到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不得不投入建立事业之中。这是基本的生存问题。
1959年，伯纳姆公司庆祝25周年，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父亲的公司那里，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长寿，建立超越任何个人的某种东西的想法令我敬畏。这时，亚瑟·卡特和我已经有了建立公司的想法，这次庆祝刺激了我们。我甚至以为如果我请求的话，塔比有可能支持我们，并把他的经历当作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我们已经用了近四年的时间憧憬建立公司。自我们在东洛克威公寓成为门对门的邻居之后，我们就很快开始了构想。亚瑟和他的妻子琳达比我们早搬来一个月，也有一个新生婴儿。亚瑟和我只要有机会就经常谈论股市。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很快就成为好朋友。我们两家很少不互相做晚饭，而且渐渐的，我们还一起度假。
亚瑟比我年长一岁半，非常聪明。他的父亲是国税局官员，母亲是法语教师，他在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