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万山讲伤寒论1～9-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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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社会，自然是传染病大面积地流行，所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里头，我们大家在座的都学过《医古文》，学过《伤寒杂病论序》。他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说我的家族是很大的家族，曾经有过二百多口人，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建安纪年，就是公元196年。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我这二百多口的家族，死了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有十分之七的人是死于伤寒病，伤寒病就是指的外感病的总称，下面我们会提到它的含义的。就死于传染病、死于外感病，所以他本人作为一个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又没有更多的办法来防治这些传染病来挽救这些亲人和百姓的生命，才激励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了《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自己平脉辨证，这样才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对张仲景的探索防治传染病的这种路子，是一种激励，是一种督促。另外使他也有机会有大量的临床实践体会和实践经验，也使他有机会来收集防治传染病的这些经验和方法。大家说了，你今天是伤寒教研室的，你能不能够写一个治疗传染病的一个新的东西？我说我要抄书是可以的，你要让我谈实践经验我是没有的，因为传染病现在很少，即便有的话他们也到佑安医院和北京地坛医院住院去了，在我们的普通内科门诊几乎见不到。所以我不能写出象张仲景这样的著作来，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实践条件。你看不到多传染病，而张仲景当时天天看到的就是这些病，所以他才能够有机会积累经验，收集当时的医家和百姓和传染病做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从学术背景的角度来说，在汉代以前，医学著作分了两大门类，一类是“医经”，就是基础理论著作；一类是“经方”，这里所说的经方就是经验用方。在班固所写的《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东汉以前的医学著作。有医经7家，有经方11家。医经7家包括了《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还有《（白氏）旁经》。从流传到今天的《黄帝内经》这一部书来看，它完全是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基本的治疗原则，基本的治疗大法的这样一个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著作。所以“医经”是基础理论。“经方”，班固《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经方”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方”，而是指的古代医生凭自己的经验给病人开的方，而且在经过验证是有效的。其实古代的医生在看病的时候，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农村的一些基层医生。你让他讲理论他说不出来。我曾经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的疗效还不错，就是凭一种感觉。病人来了之后，头疼，身上疼，发烧，没有汗，他就给你写上麻黄呀，杏仁啊等等一些药。有些药就是当地的一些药，既不见于药典，也不见于中药书。我说老先生，你为什么开这些药呀？他说我的感觉开这些药它就可以，他开的方子留下来了，过几天这个病人来了，病人说哎呀，大夫，吃了您的药，汗一出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方子放在这，方子是经过临床检验而有效的。又如来一个病人，水肿，憋气，心慌心跳，头晕头痛，然后他又开个方子，开个利尿的方子，过了几天，家属来告诉他，说“大夫呀，吃了您的药，一点也没有好，病人后来死了”，这时他这个方子就不留着拉，他就塞到这。
过了几天这边攒得多了，他就都烧掉了。这边攒得多了，他就订成本，留传到后来就是经验用方。
所以经验用方是古人凭自己的一种感觉开的一些方，有没有理论指导？没有更多的理论指导。从今天我们看到的甘肃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治百病方》来看，那都是西汉早期，或者西汉的一些东西。那些就是“经方”，就是经验用方，什么症状用什么方，或者什么病用什么方，谈不上理论指导，又谈不上系统。这些经验用方，有11家，其中在这11家中包括了伊尹的《汤液经》。张仲景就把这两家结合起来，他熔“经方”和“医经”两家为一炉，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有理论、有治则治法、有方子、有药物组成辨证论治体系。
这就是他的学术背景。张仲景把汉代以前的“医经”和“经方”两家熔为一炉，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从而就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医经它只不过是基础理论的著作，谈不上临床医学，经方它只不过是经验用方，也谈不上一个医学体系，只有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开始，才开始出现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所以中医的临床医学，奠基人是张仲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辨证论治这种治疗方案的奠基人也是张仲景。这就是张仲景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历史背景。非常简单，有它的社会背景，是由于天灾和战争导致了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
这就为张仲景收集当时医家防治传染病的经验创造了条件，为张仲景提供了临床时间的客观环境，在学术上，由于“医经”著作的大量问世，和“经方”著作的大量流传，就给张仲景把“医经”和“经方”两家结合起来提供了学术背景，提供了学术条件，才使张仲景能够把握理法方药，创立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临床医学的奠基人。
第三个问题，《伤寒杂病论》是怎么流传到今天的？这就是关于《伤寒杂病论》的沿革和主要版本。在公元200年前后，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从《伤寒杂病论》自序的这个话来看，说《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我们为什么说它的成书年代在公元200年前后呢？
这是根据《伤寒杂病论》，即我们今天的《伤寒杂病论》自序，是根据它自序里头的一段话，这段话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既然说建安纪年以来，不到十年的功夫，建安元年，是公元196年，那不到十年的功夫呢？那就是说要是十年的话，那就是公元206年，是以我们推测，他写这个序的时候，应当一般来说书已经写成的时候，是以推测他的写书的这个时间就在公元200年前后。他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哪个时候，并没有印刷技术，至于造纸在西汉的蔡伦虽然总结了民间的造纸技术，纸张已经有了，但是一般民间写东西的时候，仍然是应用竹本或者木本，所以这才造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它是一条一条的表述形式，所以张仲景在世的时候，他这书肯定是保存得不错的。
张仲景一去世，再加上战乱，再加上天灾，再加上你说那个竹本或木本是拿绳子穿着的，那时候用的绳子或者是棉线，或者是麻绳，你说过上十几年、几十年，那这绳子早就自然断了。所以他的学生王叔和收集他老师的《伤寒杂病论》的残卷，然后进行整理，进行编次，因为绳子断了，不知道那个竹本在哪个位置，所以重新编次。这个时间是在西晋，这个人物叫太医令王叔和。
这个王叔和也是张仲景的学生之一，这是依嘉溪先生最近考证的，是张仲景的学生之一。收集、整理、编次，他收集的结果发现他没有能够把十六卷全部整理出来，他只整理出十卷来，而且他所整理的十卷内容大多数是以伤寒病的辨证论治为中心，所以他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伤寒论》10卷22篇，把《伤寒杂病论》的一部分内容，应该是一大部分内容，收集整理以后，改名为《伤寒论》。张仲景自己不知道，他不可能征求张仲景的意见，是王叔和自己给他改的。所以《伤寒论》这个名字从此就有了。
王叔和所整理的书，当然那个时候仍然没有出版，王叔和还做了另外一项工作，他自己有一本书叫《脉经》，在《脉经》里把张仲景《伤寒论》的许多内容都收集齐了，只不过他没有保留方药而已。所以《脉经》本也是我们今天在校勘《伤寒论》原文的时候，可以参考的一部书。这是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在流传上，他是第一大功臣。如果没有王叔和的收集整理，我们今天很可能看不到中医临床学的奠基著作。尽管他收集的不是完整的，但他是《伤寒杂病论》流传到今天的第一大功臣。
在唐代，孙思邈写过《千金要方》，在《千金要方》里收入了《伤寒论》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没有收入全。他曾经在《千金要方》里说过这样一段话，说“江南驻师，密仲景要方不传”。他这段话，说明什么意思呢？过去人认为就说，孙思邈没有收集到，他作为这么大和一个医家，他没有看到过《伤寒论》。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江南的这些医生们都把张仲景的《伤寒论》和张仲景的要方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轻易给人。这说明当时医生对《伤寒论》的重视，这也说明当时有许多医生有《伤寒论》的内容。特别是唐代的这个进行医官考试，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在唐代要进行医官考试，《伤寒论》考试占的分数很高。
你看我这里有一个资料，在唐代，所设的医官考试制度中，《唐汇要见八十二医术》，它记载了这样一段话，说：“从医学界选拔人才，和选拔官吏一样，都要进行考试，自今以后，至公元759年，各试医经方术，测十道，要考医学理论，要考方术，有十道题。《本草》二道，就是考中药了，有两道题。这个《脉经》二道就是考诊断了，有两道题。
《素问》十道，就是考《黄帝内经》了，有十道题。张仲景《伤寒论》十道。你看《伤寒论》和《内经》是相等的，它有十道题。诸杂经方医二道，后世的一些杂方有两道题。上述这些，显然《伤寒论》占了很重要的比例。通七以上六，你考七十分，我就选拔你做医官，以下放，你不够七十分，你就别当医官拉。看起来古代的考试的及格分数比我们今天要高十分。我们今天六十分就算合格，你看，唐代七十分才算合格。既然在唐代医官考试制度中就有《伤寒论》的话，所以唐代《伤寒论》本子流传得很多，但是人们都是抄的，你看，今天我们在日本看到的手抄本，唐代的一些手抄本，都是那个时候医官考试的时候，你看，现在在日本看到的那个康制本吧，他那个《伤寒论》，就是一个摘录，有65条，那就是《伤寒论》非常重要的条文。那是唐代人开的，抄的书，那显然是为了应付当时的考试。所以在唐代，既然考试有《伤寒论》的话，所以在唐代的《伤寒论》的这种流传是非常广的。所以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里没有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