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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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加剧了把他者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做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其他部分仅仅看做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和神圣性的客体。所以；后现代主义主张“世界的返魅”；重建人类内在的神圣价值。
3。“现代范式”中的人性观片面强调性欲、物欲；强调人的接受性价值；而不是人的创造性价值。在处理同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大国也往往忽略了这些弱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人类的创造性价值和彼此尊重。
4。“现代范式”中的非生态论、非关系性的存在观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生态论的观点认为个人都彼此内在地联系和相互依存；为他者的利益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后现代伦理学鼓励人们遵守《圣经》的训喻：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后现代思想并不鼓励天真的幻想；但鼓励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敌人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并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使这种优点得以表现出来。＇16＇
在分析方法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怀疑文本的真实性。德里安认为；后结构主义不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家能通过他们的学术分析来如实反映世界政治；因为理论家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定义有所差异；而且又通过理论家和书本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延迟。＇17＇从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对国际关系中作为中介的人为建构的文本进行双重阅读。文本在这里是一个广泛的隐喻；包括学术著作、媒体观点、学术会议、领导人演说、小说和电影电视影像、官方文件、国家间协定和声明、国际公约等等。
在对策研究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引入一种后现代政治：跨国新社会运动、人民主权、信任跨国非政府组织（NGO）而不是政府、在世界事务中民众有非暴力对抗的权力。当然；对于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比较缺乏建设性的系统的对策主张。不过；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言说对国家的理性决策影响不大；但可以为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意识形态和观念引导；因此也有相当的实践应用价值。
四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能否出现“后现代流派”或“后现代转向”？
笔者认为目前尚缺乏现实基础和理论准备；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风格和视角上；可以探索引入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某些元素。
（一）后现代精神：坚守精神上的“流亡”状态后现代、后殖民论述中的知识分子永远处在精神的流亡状态。“流亡”有双重含义；不仅指独立性———不服从意识形态霸权；不依附权贵；不执著于某种思想和本质；同时也指不认可截然的二元对立；在思想的广阔空间里允许“移民”、“越界”和“流亡”；包括“移民”到“对手”那里。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就是“流亡”；其最主要的职责则是向权力说真话。萨义德提出了“对抗或对照的知识（
antithetical knowledge）
”这一概念；意思是由一些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书写来反对占优势的正统观念的人所书写出来的知识。＇18＇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界也应当有这样一批人存在；对主流的国家本位的论述有所制衡；同时；基于“流亡”立场和知识—文化的混杂性特征；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立场（包括文化立场、意识形态立场、利益立场）看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这种“越界”可能不被“己方”和“敌方”所接受；而成为一个到处“格格不入”的人（不过萨义德曾说不必处处人地皆宜；他宁愿选择“格格不入”＇19＇）
。
（二）后现代视角：尝试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所谓“月球人”的角度；就是无差别；无国界；无中心；无预设立场；无轻重厚薄；重视非国家因素和跨国场景。站在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非洲微小部落的事务和纽约富豪的事务同等重要。固然这个部落所拥有的权力可能微小到无法代入科学化的国际关系权力公式；但不等于这个世界对它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也不等于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里没有独到的智慧；不等于它对这个世界没有独到的贡献。它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
在一个风险跨国化、风险全球化的时代；以邻为壑的零和式的国际政策所产生的恶果难以避免会“回撞”到自己身上。昨天为一个微小部落敲响的丧钟；明天也许会为远方一个昨天还漠然视之的国家而鸣。为避免灾难的循环；必须追求国际社会的进化———让人类真正成为有权力的一方；来抑制傲慢的国家体系。
这种月球人立场显然不会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流；目前为人所知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大国视角和本国利益为依归的。这些理论与国际关系残酷、丑陋的现实互为镜像；必须有一些来自“边缘”（其实基本人性中善意的一面不能完全算做是边缘；只是这种善意没有像一个国家那样聚拢起来并且有强制力作为支撑）的力量来制衡这些残酷的理论和现实。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执著于种族、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界限是地球上许多国际关系僵局和悲剧的起源。
那么谁是地球上的“月球人”？
或者说；谁来代表基本人道和人类整体以及未来的人类（未出生的未来人类也是弱者） ？
谁来做地球上的“地球人”（因为现在大家首先是某国人） ？
谁来努力推动一些国家不愿或懒于从事的跨国公共商品建设？
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或许只能是非政府的人民公益组织和跨国的公民社会以及一些尽管由国家构成；但成立后逐渐独立于国家之外、有自己独立理念的国际组织。笔者认为；聚拢世界人心中的善意并使它拥有现实力量；是摆脱因“国家理性”而造成的国际关系困境的重要出路；因而也是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后现代主义者是“中心”的坚决反对者。而在当代世界；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确实受到了挑战；某些问题由非国家机制来处理看来要好过由国家来处理；或者离不开非国家机制的协调。而国内NGO和跨国NGO的存在；其意义在于抑制、制衡国家的霸权和推动国家所不愿或懒于推动的跨国公共行动。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但这个主体通常也是自私、短视和褊狭的；例如在《京都议定书》争端中；大多数国家都努力去争取多一点废气排放的指标（原因一）
；这在一个有良知的人和普遍的人类那里是难以容忍的（原因二）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普遍的人类就应当建立自己的权力机制和跨国工作网络来制衡国家的自私、短视和褊狭。
（三）对西方国际关系话语做双重阅读并广泛发掘全球地方智慧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一种现象；就是在“科学化”的旗帜下；自作主张地将本来是为美国自己服务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照搬过来；并且应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这种理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单边的立场着重研究“双边性”问题；而较少关注第三方或世界上沉默、“不相干”的大多数（或许是为了简约）
；以机械论、物质化的观点来研究国际关系的现实。照此逻辑下去；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上终将成为美国的一个复制品。当然；为了摆脱作为“历史客体”的“百年屈辱”；为了“复兴”自己主观建构出来的历史上的“盛世”；中国人似乎并不介意成为自己所声言反对的对象。
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进行挖掘和思考。＇20＇据笔者的理解；这个本源就是现代性。依照后现代的主张；必须对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做双重阅读和解构。我想陈乐民先生所说的“注意”；不会是朝觐式的单重阅读；而应当具有后现代的批判内涵。
后现代的武器可以来自现代以后；也可以来自前现代。前现代的、地方性的智慧都可以用来“后”（这里是动词）那个“现代”。因此；我们中国人在参与全球新一代国际关系理论集群的建构时；可以在批判性吸收包括现代性、后现代在内的西方精神资源的同时；努力挖掘中国的和世界上其他沉默的、边缘的国家的独到的精神资源和地方智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把我们司空见惯的白色分成许多种；他们注意到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物的差异；这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视角和知识）
；进而向世界贡献出有价值的理论言说。
（四）探索国际关系的文化—精神层面
后现代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理论；这是它的学科特长。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视角和观念来重新审视和解剖国际关系。
知识与文化互相“越界”和“混杂”的加速发展正在逐渐改变世界政治的面貌。尽管难以获得非常清晰的知识与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因果链条；但这种影响是始终存在的。文化使国际关系的权力公式更为复杂。下列论述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起点：
1。
批判：文化（知识、话语、文本）的实质是权力的重要工具；总是充满人为因素；都有遮蔽事实、制造神话的一面。当今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更加注重行为的合法性；都在知识和话语上下功夫。因此有必要保持文化—精神上的自主性；对国际关系文本、话语；国际关系的学术史以及各种主体对“他者”的建构进行双重阅读；以探究其中被遮蔽的内容和动机。并且笔者认为；知识的解构与知识的积累、增长不是负相关关系；而是正相关关系。
2。
研究：文化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和分析层次；随着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时代与跨国关系时代的到来；文化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力、穿透力日益上升；完全可以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分析系统。文化本身、文化间的互动、文化的格局都将影响行为者的行为；而文化上的误解、僵硬的二元对立和互相拒斥则可能带来惨重代价。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国家的物质权力；也要关注国家的文化建构取向与文化的跨国互动；关注文化“软权力”对于全球公民社会的意义。当代世界文化的混杂性、认同的流动性、文化上普遍的跨国越界行为都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3。
行动：在多元竞争的世界文化—知识格局中寻求良性互动。当代世界的文化等级格局暗合当代世界的权力等级格局；强者不断进行观念领跑和建构话语霸权；弱者则甚至不能自己表述自己；对强者存在物质、精神上的双重依附。但世界的文化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上；文化上的中心—边缘局面是流徙不居的。我们要争取以实力派的姿态在世界上做知识、话语的领跑者；同时也成为霸权话语（包括自己内部的霸权话语）的制衡者和怀疑者。因此；我们要重视文化上的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建造；同时应当允许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坚守边缘、质疑中心的学术生态存在。最后；基于文化的流徙性与混杂性；这些工作应当是在世界文化—知识网络中进行的；换言之；要加强同世界上所有地方、所有角落的学者和知识资源的交流与互动。
4。
追问：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和实践中应当保持精神和价值上的追问。大卫·雷·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