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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名人专-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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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萨里曾言:“他爱卡瓦列里甚于一切别的朋友。这是一个生在罗马的中产者,年纪很轻,热爱艺术;米开朗琪罗为他做过一个肖像,——是米氏一生惟一的画像;因为他痛恨描画生人,除非这人是美丽无比的时候。”
    瓦尔基又说:“我在罗马遇到卡瓦列里先生时,他不独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美貌,而且举止谈吐亦是温文尔雅,思想出众,行动高尚,的确值得人家的爱慕,尤其是当人们认识他更透彻的时候。”见瓦尔基著《讲课二篇》。(一五四九年)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三二年秋在罗马遇见他。他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充满了热情的诉白,卡瓦列里的复信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卡瓦列里致米开朗琪罗书亦是十分尊严:“我收到你的来信,使我十分快慰,尤其因为它是出我意外的缘故;我说:出我意外,因为我不相信值得像你这样的人写信给我。至于称赞我的话,和你对于我的工作表示极为钦佩的话,我可回答你:我的为人与工作,决不能令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如你一般的人——我说举世无双,因为我不信你之外更有第二个——对一个启蒙时代的青年说出那样的话。可是我亦不相信你对我说谎。我相信,是的,我确信你对于我的感情,确是像你那样一个艺术的化身者。对于一切献身艺术爱艺术的人们所必然地感到的。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而在爱艺术这一点上,我确是不让任何人。我回报你的盛情,我应允你:我从未如爱你一般地爱过别人,我从没有如希冀你的友谊一般希冀别人……我请你在我可以为你效劳的时候驱使我,我永远为你驰驱。
    你的忠诚的托马索·卡瓦列里”卡瓦列里似乎永远保持着这感动的但是谨慎的语气。他直到米开朗琪罗临终的时候一直对他是忠诚的,他并且在场送终。米开朗琪罗也永远信任他;他是被认为惟一的影响米开朗琪罗的人,他亦利用了这信心与影响为米氏的幸福与伟大服役。是他使米开朗琪罗决定完成圣彼得大寺穹窿的木雕模型。是他为我们保留下米开朗琪罗为穹窿构造所装的图样,是他努力把它实现。而且亦是他,在米开朗琪罗死后,依着他亡友的意志监督工程的实施。
    但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友谊无异是爱情的疯狂。他写给他无数的激动的信。他是俯伏在泥尘里向偶像申诉。卡瓦列里的第一封信,米开朗琪罗在当天(即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即答复他。这封信一共留下三份草稿。在其中一份草稿的补白中,米开朗琪罗写着“在此的确可以用为一个人献给另一个人的事物的名词;但为了礼制,这封信里可不能用”。——在此显然是“爱情”这名词了。他称他“一个有力的天才,……一件灵迹,……时代的光明”;他哀求他“不要轻蔑他,因为他不能和他相比,没有人可和他对等”。他把他的现在与未来一齐赠给他;他更说:“这于我是一件无穷的痛苦:我不能把我的已往也赠与你以使我能服侍你更长久,因为未来是短促的:我太老了…。。。〃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米氏致卡瓦列里书。我相信没有东西可以毁坏我们的友谊,虽然我出言僭越;因为我还在你之下。”一五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米氏致卡瓦列里书的草稿。“……我可以忘记你的名字如忘记我藉以生存的食粮一般;是的,我比较更能忘记毫无乐趣地支持我肉体的食粮,而不能忘记支持我灵魂与肉体的你的名字,……它使我感到那样甘美甜蜜,以至我在想起你的时间内,我不感到痛苦,也不畏惧死。”一五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米氏致卡瓦列里书。“——我的灵魂完全处在我把它给予的人的手中……”米氏致巴尔特洛梅奥·安焦利尼书。“如我必得要停止思念他,我信我立刻会死。”米氏致皮翁博书。
    他赠给卡瓦列里最精美的礼物:
    “可惊的素描,以红黑铅笔画的头像,他在教他学习素描的用意中绘成的。其次,他送给他一座《被宙斯的翅翼举起的甘尼米》,一座《提提厄斯》和其他不少最完美的作品。”瓦萨里记载。 A A甘尼米(Ganyméde),宙斯神的侍酒童子;提提厄斯(Titvos),希腊神话的巨人,为阿波罗神和阿尔特弥斯女神射死,因他企图施暴母亲勒托。
    他也寄赠他十四行诗,有时是极美的,往往是暗晦的,其中的一部分,不久便在文学团体中有人背诵了,全个意大利都吟咏着。瓦尔基把两首公开了,以后他又在《讲课二篇》中刊出。——米开朗琪罗并不把他的爱情保守秘密,他告诉巴尔特洛梅奥·安焦利尼、皮翁博。这样的友谊一些也不令人惊奇。当布拉奇逝世时,里乔向着所有的朋友发出他的爱与绝望的呼声:“哟!我的朋友多纳托!我们的布拉奇死了。全个罗马在哭他。米开朗琪罗为我计划他的纪念物。请你为我写一篇祭文,写一封安慰的信给我:我的悲苦使我失掉了理智。耐心啊!每小时内,整千的人死了。喔神!命运怎样地改换了它的面目啊!”(一五四四年正月致多纳托·贾诺蒂书)人家说下面一首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最美的抒情诗”:谢拂莱尔言。
    “由你的慧眼,我看到为我的盲目不能看到的光明。你的足助我担荷重负,为我疲痿的足所不能支撑的。由你的精神,我感到往天上飞升。我的意志全包括在你的意志中。我的思想在你的心中形成,我的言语在你喘息中吐露。孤独的时候,我如月亮一般,只有在太阳照射它时才能见到。”诗集卷一百○九第十九首。
    另外一首更著名的十四行诗,是颂赞完美的友谊的最美的歌辞:“如果两个爱人中间存在着贞洁的爱情,高超的虔敬,同等的命运,如果残酷的命运打击一个时也同时打击别个,如果一种精神一种意志统治着两颗心,如果两个肉体上的一颗灵魂成为永恒,把两个以同一翅翼挟带上天,如果爱神在一枝箭上同时射中了两个人的心,如果大家相爱,如果大家不自爱,如果两人希冀他们的快乐与幸福得有同样的终局,如果千万的爱情不能及到他们的爱情的百分之一,那么一个怨恨的动作会不会永远割裂了他们的关连?”诗集卷四十四。
    这自己的遗忘,这把自己的全生命融入爱人的全生命的热情,并不永远清明宁静的。忧郁重又变成主宰;而被爱情控制着的灵魂,在呻吟着挣扎:“我哭,我燃烧,我磨难自己,我的心痛苦死了……”诗集卷五十二。
    他又和卡瓦列里说:“你把我生的欢乐带走了。”诗集卷一百○九第十八首。
    对于这些过于热烈的诗,“温和的被爱的主”诗集卷一百卡瓦列里却报以冷静的安定的感情。诗集卷一百○九第十八首。这种友谊的夸张使他暗中难堪。米开朗琪罗求他宽恕:“我亲爱的主,你不要为我的爱情愤怒,这爱情完全是奉献给你最好的德性的;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应当爱慕别个人的精神。我所愿欲的,我在你美丽的姿容上所获得的,绝非常人所能了解的。谁要懂得它应当先认识死。”诗集卷五十。
    当然,这爱美的热情只有诚实的分儿。可是这热烈的惶乱在一首十四行诗中,米开朗琪罗要把他的皮蒙在他的爱人身上;他要成为他的鞋子,把他的脚载着去踏雪而贞洁的爱情的对象,全不露出癫狂与不安的情态。
    在这些心力交瘁的年月之后,——绝望地努力要否定他的生命的虚无而重创出他渴求的爱,——幸而有一个女人的淡泊的感情来抚慰他,她了解这孤独的迷失在世界上的老孩子,在这苦闷欲死的心魂中,她重新灌注入若干平和、信心、理智和凄凉的接受生与死的准备。
    一五三三与一五三四年间,米开朗琪罗对于卡瓦列里的友谊达到了顶点。尤其在一五三三年六月至十月,当米开朗琪罗回到翡冷翠,与卡瓦列里离开的时节。一五三五年,他开始认识维多利亚·科隆娜。
    她生于一四九二年。她的父亲叫做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是帕利阿诺地方的诸侯,塔利亚科佐亲王。她的母亲,阿涅斯·特·蒙泰费尔特罗,便是乌尔比诺亲王的女儿。她的门第是意大利最高贵的门第中之一,亦是受着文艺复兴精神的熏沐最深切的一族。十七岁时,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大将军弗朗切斯科·特·阿瓦洛。她爱他;他却不爱她。她是不美的。人家把许多肖像假定为米开朗琪罗替维多利亚作的,其实都没有根据。人们在小型浮雕像上所看到的她的面貌是男性的,意志坚强的,严峻的:额角很高,鼻子很长很直,上唇较短,下唇微向前突,嘴巴紧闭。认识她而为她作传的菲洛尼科·阿利尔卡纳塞奥虽然措辞婉约,但口气中也露出她是丑陋的:“当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的时候,她正努力在发展她的思想;因为她没有美貌,她修养文学,以获得这不朽的美,不像会消逝的其他的美一样。”——她是对于灵智的事物抱有热情的女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说“粗俗的感官,不能形成一种和谐以产生高贵心灵的纯洁的爱,它们决不能引起她的快乐与痛苦……鲜明的火焰,把我的心升华到那么崇高,以至卑下的思想会使它难堪”。——实在她在任何方面也不配受那豪放而纵欲的佩斯卡拉的爱的;然而,爱的盲目竟要她爱他,为他痛苦。
    她的丈夫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欺骗她,闹得全个那不勒斯都知道,她为此感到残酷的痛苦。可是,当他在一五二五年死去时,她亦并不觉得安慰。她遁入宗教,赋诗自遣。她度着修道院生活,先在罗马,继在那不勒斯,那时代她的精神上的导师是凡龙纳地方的主教马泰奥·吉贝尔蒂,他是有意改革宗教的第一人。他的秘书便是弗朗切斯科·贝尔尼。但她早先并没完全脱离社会的意思:她的寻求孤独只是要完全沉浸入她的爱的回忆中,为她在诗中歌咏的。她和意大利的一切大作家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等都有来往,卡斯蒂廖内把他的著作《侍臣论》付托给她,阿里奥斯托在他的《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一五三○年,她的十四行诗流传于整个意大利,在当时女作家中获得一个惟一的光荣的地位。隐在伊斯基亚荒岛上,她在和谐的海中不绝地歌唱她的蜕变的爱情。
    但自一五三四年起,宗教把她完全征服了。基督旧教的改革问题,在避免教派分裂的范围内加以澄清的运动把她鼓动了。我们不知她曾否在那不勒斯认识胡安·特·瓦尔德斯;JuandeValdes是西班牙王查理-昆特的亲信秘书的儿子,自一五三四年起住在那不勒斯,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许多有名的贵妇都聚集在他周围。他死于一五四一年,据说在那不勒斯,他的信徒共有三千数人之众。但她确被锡耶纳的奥基诺的宣道所激动;BernardinoOchino,有名的宣道者,加波生教派的副司教,一五三九年成为瓦尔德斯的朋友,瓦氏受他的影响很多。虽然被人控告,他在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仍继续他的大胆的宣道,群众拥护他不使他受到教会的限制。一五四二年,他正要被人以路德派党徒治罪时,自翡冷翠逃往费拉雷,又转往日内瓦,在日内瓦他改入了新教。他是维多利亚·科隆娜的知友;在离去意大利时,他在一封亲密的信里把他的决心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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