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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最古老最实用的纵横术奇书:帝王学的智慧-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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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第58节:做一个成功的杂家(8)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尹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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