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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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累积极的势头，江邀请克林顿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向外界表示：“克林顿先生说他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行。他说这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想做的事情。”
尽管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这次会晤很平淡，但江的表现在北京却赢得了声誉，因为他能够“既从克林顿总统那里获得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又没有在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军委副主席张震发表评论说：“他不卑不亢，全军指战员都为江泽民同志感到骄傲并深受鼓舞。”
3天后，当江泽民从西雅图飞往古巴，他所受到的欢迎要热烈得多。他是自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以来访问这个加勒比岛国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卡斯特罗对这位来自兄弟国家的元首给予了热烈欢迎。这次访问是有意做给美国人看的，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江泽民极为欣赏20世纪初的作家鲁迅所写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是对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1993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江引用了这句话，并在随后说：“我们决不屈从于外来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无理压力。”
11月中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如今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正式方向。同月，江适时地在一次庆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的学习会议上发了言。第三卷共收邓的119篇文章，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江高度评价了文选的出版：“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12月，江领导中国共产党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作为这次百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央文献部门开始出版毛泽东的手稿———包括题词、信件、文章草稿、电报草稿、批注、备忘录、读书笔记、诗作和古典诗词作品。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对1万名与会者发表讲话说，“就是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35节 坏事变成了好事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1994年，消费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货膨胀，这成了江泽民要对付的主要问题。粮食短缺的谣言引发惊惶失措的抢购和疯狂的囤积，使粮价一下子提高了50％。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创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受房地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如果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厉以宁解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这样。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江泽民访问了北京市和山西省的农贸市场。“老百姓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江说，“小小的‘菜篮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和发展又离不开稳定。”在一个肉摊，江问了价格，然后又怀疑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才临时降了点价？”
“要保持价格稳定，我们就必须非常重视农业这一块，”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春天，江开始巡视全国，告诫地方官员必须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尽管这一措施初见成效，然而财政困难的国有企业却苦不堪言。当江泽民听说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上海益民食品厂因照顾退休职工等包袱过重而濒临破产时，心里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江不想让市场按自然规律发展。于是，他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采取“积极措施给予帮助”。江说：“你绝不能让它倒闭。”
但是江泽民相信邓是对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更加着力于改革。他主张进一步放开价格，取消定额，实施新的税收和银行政策。他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的经济方案针对三个问题：我们的发展能有多快？我们能承担（或容忍）结果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
《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了江泽民承诺要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谈到他们所进行的防暴训练时，江泽民说，“我们应当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江一心关注着军队的要求。他授予19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包括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他以自己特有的精力，与军队各级指战员保持接触。实际上，每次当他到下面的省市视察时，他总要抽时间走访当地的驻军。他会在那里接见高级军官并与普通士兵拉家常。他走访军营和医院，了解衣食供应情况。视察军事基地的食堂几乎成了江的惯例，下令给解放军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增加1元。他还把部队的薪饷调高到超出同级地方干部的20％，因为他知道地方干部容易挣到外快。在视察军队时，江总是穿着橄榄绿的毛装。他不像毛或邓是军队出身，所以他要是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可能会显得过分自炫。而另一方面，他如果穿西装打领带又会显得太西化，从而与他想要交往的军队官兵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些活动总会有军队刊物进行报道，通常也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国防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每年到此视察三四次是江优先考虑的事情。江喜欢给学员们上课，和高级军官聊天，以及和教员们一起用餐。他尽可能多地参加解放军的活动，不管是像军官晋升这样的正式仪式，还是像音乐会和义演这样的社会活动。在空闲时间，江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军务。他并不满足于读简报，而是喜欢阅读重要军事文件的全文，品味技术细节。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花在阅读军事文件上的工夫可能比花在读党内文件上的还要多。
8月，江得到来自军队的坚决拥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并把江尊为毛和邓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这一拥江的表态意义重大，因为张在高级将领中关系最广，威望最高。
江泽民对军队从不管得过细。他的座右铭是，“尊重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军人”。每当张震上将开出人事要求的单子，江都会立即批准。双方的默契是：在管理军队方面，江给予解放军军官前所未有的自治权；而军队对其领导地位给予支持。
当“天安门事件”5周年临近之际，江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坏事变成了好事。”他说：“结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国外媒体批评江似乎要把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甚至参加过1989年示威的那些人，不管多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江所说的是事实。政治稳定确实加速了经济复苏。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
第36节 “智囊团”
江泽民还尖锐地指出，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是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异乎寻常严厉的定性。但是，这样说有助于他对自己人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并向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一个坚定的告诫。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党决定让国内最富裕的地区支援最贫穷的地区。江怀着这一目的视察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视察福建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接着又辩解似地加了一句：“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它们仍然发挥着带头作用。”他指责那些主张加速私有化的人，继续说道：“我们不应该对国有企业失去信心，把它们看成是国家的负担。”
1994年夏天的某一时刻，根据英国外交部的小道消息，江泽民曾“大发脾气”，原因是改善中英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问题出在香港。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江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讨论中美关系时，江泽民用了一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远东经济评论》试图如此解读这句意义深奥的话：“是呼吁从目前的最低点一步步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区区的200年历史，跟中国悠久的四五千年历史作一比较？”
为了在面临挑战的时刻有人辅佐，江主席有一个由能力超群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他的主要私人助手是他长期的秘书、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贾廷安。办公厅是中国管理体制中的神经中枢，控制着日常事务，负责联络，处理文件，召集会议，委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向下属机构传达指示。现在江有两个得力助手进入了军政的信息流通中心和活动指挥中心，这两个中国最有权力的机构。
曾培炎，江长期以来的同仁，专注于国内政策，主持党的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曾培炎个子很高，表情严肃，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同时具备商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密。他强调分析要严谨，政策要有持续性。他作报告总是胸有成竹，引用大段的数据，陈述结构清晰，结论合情合理。尽管他与曾庆红没有亲戚关系，但两人经常被合称为“江的二曾”。
还有一个人是由喜贵，负责江的个人安全。由喜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喜爱穿军装，有一张犹如斧劈刀削般的粗犷面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江的讲话撰稿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是滕文生，一个在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有着广阔背景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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