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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菊与刀-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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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却又保留着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这就是证明。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种种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缚,许多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象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唯恐纵情无虑会与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无虑并不是幻想,而是确曾有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今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而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他们把思虑耽溺于日常琐事,以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们每天只机械地演习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深,长大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从而动规陷入紧张激动,几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使他们感到恐惧。
  以上就是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特殊危险。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也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注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功。他们的幼年时代使他们具有了自信。罪感意识尚未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排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绝不象一个深怀烦恼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非消沉颓废。在日本还未从事那种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闲暇生活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劳奋勉绝不逊于现代任何民族。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些规矩的人甚至将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如此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成了沉重负担。人们高度紧张,唯恐失败,唯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轻视。有时他们会爆发积愤,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动。他们被激起进行攻击之时,并不是象美国人那样出自自己的主张或自由受到威胁,而是因为察觉到自己受到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那危险的自我,如果可能,就会向诽谤者发泄;如不可能,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犹如呼吸空气。我们必须切记,战败以来,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够率宜而无顾虑地恣意行动,他们将会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经出色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园圃赋予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这种人,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站污家名,从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以莽撞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花园中有一块土地特意让它荒芜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艺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撤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就是她被教训的那种伪装的意志自由的象征。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以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菊花也是盆栽,准备参加每年到处都要举办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其形姿。
  杉本夫人有幸摘掉了菊花上的这些细线圈,这时,她的激动心情是欢悦而纯真的。盆栽的菊花,其花瓣一直受入摆弄,一旦回复自然,就显出满心欢悦。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对〃耻〃的压力提出怀疑,这种自由可能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要花费代价的。建立新观点和新道德是不容易的。西方人不能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以为日本最终不会建立一套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没有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出身国日本习惯的东西。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不要求过去那样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除金属线圈,不经人工摆布而照样秀丽多姿。
  在转入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而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精神,亦印他们所说的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这一形象的语言把身体比作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轮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养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德性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就他们的道德术语而言,这把刀是一种即使在自由、和平世界也能保存的象征。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美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其战胜以来在管理日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美国的政策是8月29日通过电台发布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指令,并由麦克阿瑟元帅卓越地付诸实施的。但是,引以自豪的理由却往往被美国报刊、电台中的党派性的赞扬或批评而弄得暖昧不明,只有极少数对日本文化有足够了解的人才能明确既定政策的恰当与否。
  日本投降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战胜国是应该利用现存政府,甚至包括天皇,还是应该把它废弃?是否应在美国军政府官员指挥下管理每个县市的行政?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占领方式是在每个地区设立A。M。G。(盟军军政府)总部,作为战斗部队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权掌握在盟军行政官员手中。战胜日本时,太平洋区域的A。M。G。官员仍然预计日本也将建立这种统治体制。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责。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吾人于兹所示之根本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对上述各节作出了重大决定,并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的对日管理与盟军对德或对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纯粹是一个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某些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则可提出辞职,但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大胆的措施。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的好处十分明显。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 Hilldring)所说:“利用日本国政府这种占领方式所取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国政府可资利用,我们势必要有直接运转管理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不同。通过净化并利用日本国政府,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我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只是提供具体指导。”
  当这一指令在华盛顿制定之时,许多美国人仍在担心日本人也许会采取倔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证明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象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的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而他们能够如此接受,恰在于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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