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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0章

柏杨全集-第6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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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老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份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利自私,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有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作顺调份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酱成殭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纂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可怕的人类渣汁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份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吴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挑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曰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佑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曰董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机不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份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篇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份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的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戍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邪说
   刚才接到袁晴晖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到他头上就像打到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如果爱之心切,用劲过大,恐怕反而会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他再随地吐痰就教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钯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年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做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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