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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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起来，却可算是十分厉害的了。斯图亚特王室各君主，有时也用与此相类似的手段，
来控制英国议会的若干议员，但那些议员也是同样地顽强不屈。因此，他们不得不改弦
更张了。英国议会今日是在另一种方法上被操纵着。约在十二年前，奇瓦塞尔公爵曾对
巴黎最高法院，进行一个极小的实验，由那个实验充分表示了一件事，即采用英国今日
使用的方法，法国一切最高法院，可更容易加以操纵。但这种实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因为，强制与暴力，虽是政府的最坏最危险的工具，而权术与劝说，虽总是最容易最安
全的工具，但人类似乎生来就是傲慢的，除非他们不能或不敢使用坏的工具，他们总是
不屑使用好的工具。法国政府很能够而且敢于使用暴力，所以不屑使用权术与劝说。不
过，根据一切时代的经验，我相信，以强制和暴力，加诸国教教会受人尊敬的牧师，其
危险和导引毁灭的可能，实有过于把强制和暴力加诸任何其他阶级的人民。牧师有他们
的权利，有他们的特权，有他们个人的自由，只要他们与其本阶级中的人结有良好关系，
即在最专制的政府下，与其他约有同等身分及财产者比较，其权利和自由，是更受人尊
重的。在巴黎宽大温和的专制政府是如此，在君土坦丁猛烈狂暴的专制政府亦是如此，
而在此两极间各种不同程度的专制政府，亦莫不如此。但是，牧师阶级虽难以暴力强制，
却与其他阶级同样容易操纵。君主的安全，社会的治安，似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君主操
纵他们的手段，而这手段似乎完全在于他提升他们的权力。
旧时基督教教会的制度，各主教领区的主教，通由主教所辖都市的牧师及人民共同
选举。人民这种选举权，并不曾保有多久；而且就在保有该权利的时候，他们多半也是
唯牧师们的马首是瞻；牧师们在这类有关心灵的事件上，俨然是以人民自然指导者自居
了。不过，这样操纵人民，也是一种麻烦的事，牧师们不久就厌倦了，他们觉得，主教
由他们自己选举比较容易得多。同样的，修道院院长，亦由院中修道士选举，至少大部
分修道院的情况是如此。主教领区内的一切下级有俸圣职，通由主教任命，主教认为适
当的，即授与职务。这样，教会一切升迁权力，就全掌握在主教手中了。在这种场合，
君主对于他们的选举事项，虽然也拥有一些间接势力，虽然教会关于选举乃至选举的结
果，有时也请求君主同意，但是君主毕竟没有直接或充分手段操纵他们。因此，每一个
牧师的野心，就自然使他要阿谀本教会中人，而不阿谀君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其
升迁期望。
罗马教皇最先逐渐把几乎欧洲大部分的主教职、修道院院长职（或即所谓主教公会
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其次，又以种种奸计及口实，把各主教领区内大部分
下级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这一来，所留给主教的，除仅仅足使其维持对所管
辖牧师们的权力外没有什么了。同时，由于这种安排，君主的境况，也弄得比先前更坏。
欧洲各国的牧师们，这样简直编组成了一种宗教军。这种军队虽散处各国，但它的一切
活动、一切动作，都可由一个首领指挥，并在一种划一的计划下进行着。每个特定国家
中的牧师，可视为这军队的一个支队；而各支队的动作，又容易得到四周其他支队的支
持和援助。每个支队，不仅对于各自驻在国及给养他们的国家的君主是独立的，而且还
隶属于一个外国君主。这个外国君主随时可叫他们反戈转向该特定国家的君主，并使用
其他一切支队为其声援。
这种武力的可怕，就我们想象得到的，可以算无以复加了。往时，当欧洲技艺及制
造业未发达之前，牧师们的富有，使他们对普通人民拥有诸侯对其家臣、佃户及扈从的
同样权力。诸侯在其领地上，拥有一种司法权；依同一理由，牧师们在皇族及私人基于
错误的虔敬而捐赠教会的大所有地上，亦确立了一种类似的司法权。在此等大所有地范
围内，牧师们或其执事，不仰仗君主或其他任何人的支持和援助，就能够维持和平；但
是，没有牧师们的支持及援助，那怕是君主或其他任何人，在那里都维持不了和平。因
此，有如俗世大领主在其特定领地及庄园所保有的司法权一样，牧师们的司法权，就与
国王的法院独立，而划在国家司法管理范围以外了。牧师们的佃户与大领主的佃户同，
几乎全是可自由退租的仰户，完全依靠其直接隶属的主人。所以，牧师们一旦有了争斗，
要他们参加，他们就得应召前往。牧师们的收入，计有两种：其一是这些所有地的地租，
其二是从什一税得到的欧洲所有国家的一切土地地租的一大部分。这两种地租，大半都
以实物缴纳，如谷物、葡萄酒及牲畜等。它们的数量，大大超过牧师们自己所能消费的
限度。当时既无艺术品或制造品可资交换，他们对于这大量的剩余，就除了象诸侯处置
其剩余收入一样，大宴宾客，大行慈善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有利的使用方法。因此，往
时牧师们款客和施舍的规模，据说是非常大的。他们不但维持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全部贫
民的生活，并且，许多无以为生的骑士绅士们，也往来于各修道院之间，假皈依之名，
收款待之实。若干特殊修道院院长的扈从，往往与最大领主的扈认同样的多。把一切牧
师们的扈从合计起来，也许比一切领主共有的扈从还多。各牧师间的团结，在程度上大
大超过凡俗领主间的团结。前者是在一种正规的纪律和从属关系下，服从罗马教皇的权
威，后者不然，他们彼此间几乎常在相互猜忌，并且同在嫉视国王。所以，虽然把佃人
和扈从合计起来，牧师们所有的，比凡俗大领主少；而单就佃人说，也许少得多，但牧
师们的团结力量，却使他们更为人所恐惧。此外，牧师们的款待和慈善，不但给与了他
们支配一支大的世俗力量的权力，同时并大大增加了他们精神武器的力量。他们已由这
博施济众的善举，博得了一般下级人民最高的尊敬和崇拜，这些人民，许多是不断由他
们赡养的，几乎全体都有时由他们赡养的。一切属于或有关这个有那么大人望的阶级的
事物，它的所有物，它的特权，它的教义，必然在普通民众眼中成为神圣的了；而对于
这些神圣事物的侵犯，不论真伪，通是罪大恶极。这样，如果君主抵抗其治下少数大贵
族的同盟，常常感到困难，那就无怪其抵抗治下的牧师们的联合力量，更感到困难；何
况这种联合力量，还有各邻国的同一力量为其声援呢：在此种情况下，君主有时不得不
降服，倒不足奇怪；君主常能抵抗才是怪事。
古代牧师们的完全不受世俗司法权支配的特权（在我们今日看来，是最不合理的），
例如，英格兰所谓牧师的特权，正是这种事势的自然结果或更正确地说是必然结果。一
个牧师不论所犯何罪，他的教会如有保护他的意向，并表示犯罪证据不够处罚神圣人物，
或说所加于神圣人物的惩罚过严，那末，君主这时想执法惩治那位牧师，该是多么危险
呢！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莫如让那位犯罪者，由教会法庭去审判他。为他们全
教会的名誉计，该法庭必尽可能抑制教会中每一个牧师；犯大罪，固所不许；即惹起世
人恶感的丑行，亦在所必禁。
在第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以及这前后若干时期的情况下，罗马
教会组织，可以说是反对政府权力和安全，反对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这种种，只有
在受到政府保护的地方，才能发扬）的旷古未有的可怕团结。在这种制度下，极愚蠢的
迷信幻想，得到如此多数私人利己观念的支持，以致任何人类理性的攻击，都不能动摇
它。因为，理性虽然也许能够揭穿某些迷信妄想，使普通人也能明白其无稽，但理性决
不能瓦解那基于利己心的结合。设使教会组织没有碰到其他对头，只有无力的人类理性
对之施展攻击，它是一定会永远存在的。然而这个广大牢固的组织，这个为一切人类智
慧德性所不能动摇尤其不能颠覆的组织，却由于事物的自然趋势，先变成了萎弱，然后
部分毁灭，而照现在的倾向，不到几百年，恐怕还要全部瓦解。
技艺、制造业及商业逐渐的发达，是大领主权力瓦解的原因，也是牧师们在欧洲大
部分的世俗权力全部瓦解的原因。象大领主一样，牧师们在技艺、制造业及商业的生产
物中，找到了可用以交换自己所有的原生产物的东西，并且由此发现了自己可以消费其
全部收入的方法。自己既能完全消费自己的所有物，不必分许多给旁人，所以他们的施
与，逐渐缩小范围，他们的款待，也不象先前那样慷慨、那样丰盛。其结果，他们先前
那么多的扈从，由渐渐减少以致全部散去。为要过着大领主那样的生活，为要满足其虚
荣和无意识的欲望，这些牧师也想由他们的所有地，获取较多的地租。但是，要增加地
租，只好答应跟租地人缔结佃租契约，这一来，租地人大体上就脱离他们而独立了。从
此，使下级人民要听牧师们支配的利害关系，一天天衰微，一天天瓦解。和那使孩阶级
人民受大领主支配的利害关系的衰微与瓦解比较，前者的衰微与瓦解，还要来得迅速。
这是因为大部分教会的采地，远不如大领主领地之多，因此，每个采地的所有者，自己
消费其全部收入就更快更容易。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封建诸侯的势力，
在欧洲大部分达于极点。但牧师们的世俗势力，即他们曾一度拥有对大多数民众的绝对
支配权，却在这时就非常衰微了。教会这时在欧洲大部分的势力，几乎就只剩下了心灵
上的权威；甚且连这心灵上的权威，也因牧师们慈善不行，款待中辍，而非常薄弱了。
下级人民对于这一阶级，再也不视为是他们苦恼的安慰者和贫穷的救济者了。在另一方
面，富有牧师们的虚荣、奢侈与耗费，又惹起这般下级人民的愤激和嫌恶，因为一向被
视为贫民世袭财产的东西，现在竟被这些牧师为自己寻乐而浪费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君主力图挽回他们曾一度享有的支配教会重要圣职的势力。
他们一方面恢复各主教领区副主教及牧师选举主教的旧权利，一方面恢复各修道院修道
土选举院长的旧权利。这种旧制度的重建，就是十四世纪英格兰制定的若干法令，特别
是所谓有捧圣职栓叙条例的目的，也是十五世纪法国颁发的基本诏书的目的。依据这条
例或诏书，要使选举发生效力，进行选举须先得君主的同意；被选的人物，亦须得君主
的同意。这样，选举虽在想象上仍是自由的，但君主的地位，必然会使他掌握有种种间
接手段，来支配其属下牧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设有与这同一倾向的规定，但罗马教
皇任命教会重要圣职的权力，在宗教改革前，似乎在英法两国，被限制得最厉害而且最
普遍。以后在十六世纪时，罗马教皇与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