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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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李蛰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
要对他依法处理。李蛰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设有经过
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蛰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
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疏
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蛰则自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4
年。他在山西访刘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书》，1600
年又回到芝佛院。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外更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
在给梅情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富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
办法，只好一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
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蛰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地和随从增
众的生活所需，使李炎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仲嘉者的拜访和
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
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一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李蛰既已削发为僧，
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
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
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费提出这一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
言中。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
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
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权”的王朝。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
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联
携”。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上保持着纯真。舍此就波，
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然而在这易代的前夕，李蛰又如何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对李蛰还不是古稀的高龄，
他也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问题已经为利科绘事中张问达所解决。张问达递上了
一本赛疏，参劾李蛰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罗织的罪状，有的属于事实，有的出于风
传，有的有李蛰的著作可以作证，有的则纯出于想当然。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
“尤可根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土人妻女
入庵讲法，至有携装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
土人妻女也。”接着，给事中提醒万历皇帝，这种使人放荡的邪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
此外，由于李蛰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传，儒学被排挤，其情已形极为可怕：“选来缓
绅大夫，亦有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
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而最为现实的危险，还是在于李蛰已经
“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皇帝看罢奏流之后批示：李蛰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在多数文官看来，李蛰自然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别扭。本朝以儒学治天下，
排斥异端固然是应有的宗旨，但这一宗旨并没有经常地付诸实施。李蛰被捕之日，天主
教传教土、意大利人利玛窦（此人和李蛰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动，以后他还要继
续传教，使一些大学上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成为上帝的信徒。而万历皇帝和母亲想圣太
后则对佛教感觉兴趣。虽说在1587年曾经因为利部的奏请，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举考
试的试卷中引用怫经，但是在1599年，即李蛰被捕前3年，他却告诉文渊阁的各位大学
土，他正在精研‘位藏”和“佛藏”。这还有行动可以作为证明：皇帝经常对京城内外
的佛寺捐款施舍，又屡次派出宦官到各处名山巨刹进香求福，而好几次大赦的诏书中，
更充满了佛家慈悲为本的语气。所以，要把提倡异端的罪魁祸首加之于李蛰，毕竟不能
算做理直气壮。
但是另一方面，李蛰之所以罪有应得，则在于张问达的奏流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
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
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
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李蛰在监狱里没有受到折磨，照样能读书写字。审讯
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淹了事。根据成例，这种处罚实际
上就是假释，犯人应当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不知何故，这项建议送达御前，皇帝
却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蛰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自机但是一时并没有断
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蛰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蛰已不能出声，他用
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了回答：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药”！
据说，袁中道的记载，在自刎两天以后，李蛰才脱离苦海。然而东厂锦衣卫写给皇
帝的报告，则称李蛰“不食而死”。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李蛰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如果他在1587年即万历十
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
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蛰，一名李载蛰，字宏父，号卓吾，别号百泉居上，又被人尊称为李
温陵者其事其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李蛰生命中的最
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15年余生的一个缩影。
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虽然他的《焚书》和《藏书》一印再印，然
而作者意在把这些书作为经筵的讲章，取土的标准，则无疑是一个永远的幻梦。
我们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当日李蛰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运。他给我
们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没有这些著作，
我们无法揣测这苦闷的深度。此外，孔孟思想的影响，朱高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由于
李蛰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
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蛰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
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
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
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
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
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
失败的总记录。
附录 附录一
（万历皇帝于1590年8月2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25Mf
印。）
是日，上御门毕，召辅臣时行等见于皇极门接阁。上出陕西巡抚赵可怀奏报虏骑本
手接时行日：“朕近览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等所奏。说虏王引兵过河，侵犯内地，这事情
如何？对行等改“近日优州失事，杀将报军，臣等正切忧虑，伏蒙圣问，臣等敢以略节
具陈：沈河边外，都是番族。番族有两样。中条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光年虏
骑不到，只是防备番贼，所以武备单虚，仓泞不能堵遏。如今虏骑过河，是被火落赤勾
引，多为抢番，又恐中国救护，放声言内犯。然虏骑狡诈，不可不防。”上日：“番人
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督抚官奉有敕书，受朝廷委托，平日所
于何事？既不能预先防范，到虏骑过河，才来秦报。可见军备废弛。是祖对各边失事，
督抚官都拿来重处。朝廷自有法度。”对行等对：“是上责备督抚不能修举过务，仰见
圣明英断，边臣亦当心服。如今正要责成他选将练兵，及时整理。”上回：“近时督抚
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市，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
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时行等对；“各边文武将束，各有
职掌，如总督巡抚，只是督率调度。若临战阵定用武官，自总兵以下，有副总兵、有参
将、游击、守备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当论罪。”上回：“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
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时行等对：“此两名臣
古来绝少，人才难得。臣等即当传与兵部，转谕督抚话是，尽心经理，以料皇上宵吁之
忧。”上日：“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战阵方好。”时行等对：“将材难得。自款贡
以来，边将经战者亦少。”上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
勇，亦不济事。”时行等对：“近日科道建言，要推举将材，臣等曾语兵部，及早题复。
今九卿科道会同推举。”上回：“前日有御史荐两将官。”时行等对：“所荐将官一是
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亲见，亦是中才，只宜腹里总兵。一是尹秉衡，曾称良将，
今老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