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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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李蛰在北京担任和部司务的时
候，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回的书，之后他又两度拜访王回，面聆教益。他对王银备加推
崇，自称无岁不读王回之书，亦无岁不谈王殿之学，后来又主持翻刻了王银的《文抄录
入》并且为之作序。
按照王前的学说，一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
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
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
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基于这种的立场和信念，李蛰对耿
定向的攻击不屑一顾。耿定向说他拥妓，李蛰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出入于花街柳市之
间”。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行为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
李蛰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床’，道家的“和光同尘”。他以“无善无
恶”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一方面李蛰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
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这种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
露。
李蛰又有他的另一面。当他说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又站到了王良这一
边。王良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王良把王阳明
的学说推广而成为“群众运动”，这可以算得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在明代社会里，
并不存在以哲学领导群众运动的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可能，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因素势必
引起剧烈的变化，但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然则王良确实在比较广泛的范围里传播了王
学，他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又正是王
学的发挥。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行圣人之志。李蛰虽然
渴望自由，然而他不能超然物外，对这样堂皇的旗号无动于衷。因此，以学术的流派而
论，他始终被认为属于泰州学派。
在第三位姓王的影响之下，李蛰重视物质，也重视功利。他仍然不断地提到“心”，
但是这已经不是就地打滚、无美于中无丑于外的心，而是考虑到日常需要的心。因为自
己有所需要，就谁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这就是孟子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在这些场合中，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挂碍，而是以日用常识作为基础。这种
态度在他评论历史时尤为明显。
李蛰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比如他确认王莽为“篡试盗贼”，指斥张角
为“妖贼”。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联。一代人
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
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析。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
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李蛰自然无
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
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
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
（即李蛰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
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蛰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
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蛰的唯心论
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当然更不承认，
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君主一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蛰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
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对于“天下之重”的责任，李蛰则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
来承担。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一个奇才卓识的
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
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舍小节而顾
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
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李蛰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
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极其相似。
李蛰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推崇战国的李俚、汉代的桑
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这当然并非因为王安石在道德上
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与上述的
论点相联系，李蛰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
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
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对于俞大欧和戚继光，李蛰极为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
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
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六”。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蛰感到愤愤不平，写信
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李蛰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李
蛰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蛰的后半生，
却一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他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投奔
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耿家毫无逊色，何况两家
又是姻家世好。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评。当年麻城（黄安初属
麻城，1563年始分治）土人进学中举，几乎为这三家包办。在麻城的时候，李蛰还和梅
国恢过从甚密，梅国恢后来为《焚书》写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蛰又和清运总督刘东星
有极深的交往。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阳城的大族
王家，成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姻亲。在盛名之下，甚至连亲藩沈正也对李挚感觉兴趣，
邀请他去作客。李蛰托言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他的最后一位居停为马经纶。此人
官居御史，家住通州，发财富有。他特意为李整修造了一所“假年别馆”，并且拨出果
园菜圃和另一块土地，雇人耕种，以收入作为其客居的供应之资。在李蛰的朋辈之中，
惟有焦坡家道清贫，但却无妨于这一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总之，李蛰所交往的人都
属于社会的上层，而且是这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李蛰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
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
“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
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蛰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
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他不承认女
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
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
解放。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蛰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蛰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
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能算做李蛰最大的缺点。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
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
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李蛰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
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蛰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他
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在
李蛰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
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
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蛰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
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
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
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淹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
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谁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
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
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旗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
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蛰要慨乎言
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如果李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
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蛰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
佛院，从事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