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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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正式成员。以对连带而及的则是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那
么来日她的儿子常相可能继承皇位，就不能说是全在廷臣预闻之外了。
但是万历皇帝却坚决地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册妃与立储是两不相干的事。申时行在
册妃之地曾奉万历之命，作诗歌咏其事。诗中有云：“汉殿俱矜宠，秦台早得他，今朝
橄李赋，参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虽为天子，仍不免有闺房儿女之情，因之万历
提及他和郑贵妃的关系，申先生不置一辞。他还理解，皇帝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战。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自始至终主张忍耐，等待万
历改变主意，他的是上兼学生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假以时日，他自己必然会对这问
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而施加压力则于事无补。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
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
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息补照，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在1583年担任首辅。开头的两年，他的前任张居正一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
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万历和他的老师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图。到了1585年，这
一大案件才被彻底了结。于是此后有好几个月太平无事。到了1586年初，常询出生，郑
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
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
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无忌讳。有一本奏折上说，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天下臣民
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皇帝刚刚批示说此人语无伦次，应当
降级外调，另一个人跟着奏上一本，内称皇上的未批不甚合适，那位进谏的人乃是忠臣，
不但不应降级，而且应当表扬奖励，以表现虚怀纳谏的人君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
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
治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不
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臣僚可以请
求辞职，首先由个人“乞骸骨”而延及集体，如果被革职，反倒被视为荣誉；皇帝不能
让位推贤，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礼仪，不见群臣。1587年，当首辅
申时行还只是顾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时，万历的朝廷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东厂直属
于司礼监，下辖锦衣卫，其秘密情报为皇帝处理政务所不可或缺。情报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价格、各个城门的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内火灾的情形等
等，其中又万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从各处窃听得来的谈话。这种情报机关在本朝已有
两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了政治体系中之一环。平心而论，在本朝历史上，万历皇帝不能
算是过分地运用厂卫钳制臣燎的君主。然则对百官来说，特务机构总是无形的枷锁；政
治上的迫害先不说，即使“家中米盐琐事，官中或传为笑谁”，巴山也大大地损害了他
们的自尊心。他们早想动手制裁厂卫而苦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为大兴、宛平两县所辑。是年任职的大
兴县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祖的乐舞生，而乐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
方，责打他们，也就是蔑视祭扫大典。因之这个大兴县令被发交三法司审问。所谓三法
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官署混合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复审。这次所以破
例，是由于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庙的重大罪状。文官们虽然觉得这罪状近于小题大做，
但如果经过三法司这一机构审问，事情可以早日了结。
事情又牵涉到了东厂。东厂下设镇抚司，凡属触犯皇帝的案件和牵涉到官员们的刑
事案件，这个镇抚司同样具有讯问以至拷打之权。当得知三法司已经受理大兴县令这一
案，他们表示不再争执审讯权，只要求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出席旁听，以便把经过情况
向皇帝报告。
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一案件属于文官内部的纠纷，用不着东厂锦衣卫的干预。但
是东厂提出要派两个校尉参加旁听，他又没有严辞拒绝，而只是托辞推倭，说什么人犯
未齐，尚未审问。及至开庭审问之日，这两个校尉则给维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挡，不得入
内参与分听。
如是情状据实报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龙颜大怒。万历对于大常寺和大兴县的冲突并
无兴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们拒绝校尉旁听，明明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因之已不能
对此表示沉默。于是他一面让宦官口传圣旨向文渊阁提出质问，一面声称他要把这一案
件移交东厂镇抚司审问。这时，首辅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现，劝说李世达向皇帝
赔礼道歉。李世达照此办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胜利。可惜的是这精
神上的胜利维持的时间未免过短，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
错，群起而攻之。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活着的祖宗（3）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
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
写奏呈的人似乎全米计及。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
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困。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
害相违。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提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
尖刻的对照。
起初，万历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以为对张鲸作一番口头申斥就足以了
事。廷臣见参劾无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参劾全部的大学士。以造成张鲸不除、
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据当时
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但就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尚有一个下
级官员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竟然又上了一个奏本，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陛下
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种无礼的奚落使这位官员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轻的皇帝却为此
而更加心灰意懒。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
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隐居在深宫里，唯一能和他呼吸
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多年之后，申时行辞职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
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忆起在他担
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禁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此即1585年
张居正一案落实之后、1586年初常询尚未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然而这机缘却又这样地短
暂，他稍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当时的万历皇帝真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对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极为
难得。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皇帝既能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就充分表
示了他的诚意，足以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申时行只要闭起眼睛，就立刻会在记忆中
浮起当年皇上步行折雨的一幕情景。这件事发生于1585年，岁次乙酉，即当日“万历之
治”可能成为现实的短时间内。
这次祈雨与往常不同。在经过的仪式中，万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
了他关心民痪的诚意。1584年入冬以来，北京一带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间亢导更甚，
河流见底，并中无水可汲。御前对此极为焦虑，在命令各个地方官求雨无效之后，他决
定亲自向上天祈祷。所采用的祈祷的仪式，一部分由礼部在档案中参考成例草拟，但具
体细节却出于皇帝御制，比如要求全体人员徒步走赴天坛围丘而置轿马于不用，就完全
是他自己的主意。
仪式举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经斋戒、前一天，他又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随后又
面禀慈圣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则亲笔称臣签上朱翊钧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库。
阳历5月16日黎明，皇帝驾到皇极门，他的卫士和随从排开成为一个长方形的队伍。
此时礼官报告，各官在大明门整队已毕，皇帝就开始步行出发。
北京的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在严而朴素的仪式。所有的人员，包括皇帝、文武
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蓝色布袍，颈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部不用
而代之以牛角带。旗帜和乐队也概行免去。大街左边是两千名文官，右边是两千名武官，
都列成单行两相对称，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坛。
这些幸运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亲眼看到了当今天子。祈雨的队伍经过大
街，一切交通当然需要暂停。但是天子平时出行时采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
铺关门、行人敛迹的规定，这次却免予执行。这也是皇恩浩荡，允许小民有一睹天颜的
机会。居民们所看到的万历皇帝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脸圆须短，身材稍胖。他以
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万历皇帝来说，这十里之遥的长途步行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他有
生以来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当时的天气已愈来愈热。
天坛回丘在北京城南部，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万历皇帝在这同心
圆的最下一层石阶上跪下祈祷，上香之后，又向上天叩头4次。文武百官列队站立在南
墙之外，当皇帝跪拜时，赞礼官在暗亨门传赞，百官也依样跪拜如仪。
行礼既毕，皇帝召集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左权星门外所设的帐篷内
发表训辞。万历声称，天时亢旱固然是由于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