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向外人说起这段当差的经历，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教学或向“组织”交代自己履历的需要。【1】

　　事实上，这类差事对陈寅恪而言，只是打发无聊的时间和增加一点人生阅历罢了，在一个学术大师的一生中，的确是不值一哂的小小插曲。

　　1918年7月，归国四年的陈寅恪终于获得了江西省官费资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学的机会。按照陈氏的想法，此次放洋将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欧战硝烟未散，遂按照时在哈佛大学攻读的表弟俞大维建议，决定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冬十月，陈寅恪轻装乘轮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国本土进发，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

　　陈氏抵达哈佛后，跟随东方史学大师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一时如鱼得水，学业大进。也就在此时，与来自陕西泾阳的清华留学生吴宓相识了。据时在哈佛就读的吴宓晚年所撰《吴宓自编年谱》1919年篇载：“宓去秋到波城后，得识初来之自费留学生俞大维（David　Yule）君。俞君浙江山阴县人，其叔父俞恪士（名明震）先生为有名诗人，有诗集《觚庵诗存》行世。辛亥革命时，任甘肃省提学使，民国四年，在北京任肃政使，与李孟符（名岳瑞）世丈为知友。曾弹劾甘肃将军张广建，对营救吾父事，颇有助力。俞大维君，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短小精干，治学极聪明。其来美国，为专习哲学。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足两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之部门曰数理逻辑学。Lewis教授亟称许之。然于哲学其他部门，亦精熟，考试成绩均优。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Ph。D。），并由哈佛大学给予公费（Scholarship）送往德国留学，进修。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众多不知，中国留学生自大维君始探寻、发见，而往受学焉。其后陈寅恪与汤用彤继之。俞大维君识宓后，则多与宓谈中国文学。尝为宓口诵曾广钧所作之《庚子落叶词》十二首，吊珍妃也。”【2】

　　通过俞大维介绍，吴宓得识陈寅恪并对其人格学问终生服膺。陈寅恪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宓，这种影响不只是人生学问的大命题，还反映到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陈氏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也为了“我今学习世界史”这一志向的缘故，吴宓毫不犹豫地把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从书店搬回。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其手笔之大，堪称“豪华”级。【3】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4】

　　正是感于陈寅恪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并真的从书店搬回许多书籍。只是有时未免学得太过，大有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之慨。据说因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元（时官费生每月100美元），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想不到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索性再一咬牙，来个放血大甩卖，忍痛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算是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关于陈寅恪留学哈佛的举动，除好友吴宓外，尚有不少中国留学生留下了记录，同为留美学生的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5】其实，陈寅恪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只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而已，对那些城市暴发户或农村土财主，他是不屑一顾的。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能出国留学者，自是有钱人家的子孙，而有钱者不见得来自书香门第，因而能入陈氏眼者寥寥无几。那些被冷落者要么不自知，要么肚里清楚，但怕如实道明会丢自己的面子，因而故作其说，以示错在对方，给不了解内情者留下一个陈寅恪性格孤僻的错觉。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号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1916年暑期到麻州海滨度假，途经康桥，顺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学生中的英雄豪杰。在哈佛校园中见一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此举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做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但对方不管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仍“在维德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再过一会儿，他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角”。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友人陈宏振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这是大家最钦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不要学位。”【6】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正是陈寅恪。洪业得知，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遂不再认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第21节：江湖多风波（2）


　　1921年，欧战结束，硝烟散尽，各种秩序恢复正常。是年秋，陈寅恪与表弟俞大维离美结伴赴心向往之的德国柏林大学进入哲学系就读。陈寅恪师从路得施（Prof。Henrich　Luders）教授主修梵文、巴利文，时年32岁。

　　当时国外的留学生，普遍的读书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但有相当一部分注重国内外热门的工程、实业等专业，希望在短时间内博得一顶硕士、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以此作为晋身之阶，归国后获得富贵荣华，过上安乐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则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近似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于硕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头上则不太在意。时在柏林大学与陈寅恪友善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属于后者，其理想和心气都是为学问而学问，很少顾及帽子事宜和想到日后升官发财之途。据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已由美国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维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又从历史、法理、音乐到弹道学、战略战术，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毛子水初学数学，在德研究科学地理，旋又爱上希腊文，后竟把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改译一遍；而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7】

　　罗家伦所说的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国伦敦大学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的。如果说当年由山东官费放洋是他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自英转德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而使他作出这一重大人生抉择的关键人物就是陈寅恪。

　　傅斯年在欧洲求学七载，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其余一概丢弃，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很难掌握他在那七年间思想与学术历程的演进与变化。幸而傅氏有几封与朋友的通信和几篇报章文字保留下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点线索，从而触摸到他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思想脉动。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学时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解除自己久积于心的无数困惑与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国的。当他得知自己获取官费放洋的消息后，于山东聊城老家给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说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8】字里行间，除了透出傅氏直来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远大的人生志向已有显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别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仁，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达上海后，傅斯年与一同赴欧的同窗俞平伯等暂居新群旅馆，筹办登船事宜。正在苏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顾颉刚专程前来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离开上海吴淞码头，向浩瀚的印度洋驶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涌动，提笔给新潮社诸友写了一篇路途观感，叙述了离京的经过和对上海的印象，文中说：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第22节：江湖多风波（3）


　　白情有句话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么，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缘故，有两层：了解不了，抵挡不住。漂亮是误人的渊薮，因为它是油滑浮浅漂流的根源。我平日想漂亮是糊涂的别名，时髦是发昏的绰号。【9】

　　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门后，第一篇触及社会生活的评论性文章，内中透出其独特的观察力与锋芒毕露的性格，也暗含着对民族精神的忧虑与伤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号发表后，曾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丑化了上海人云云。而此时的傅斯年已顾不得这些是是非非了。

　　经过四十几天的颠簸动荡，轮船穿越地中海与直布罗陀海峡，终于抵达英国的利物浦码头。傅斯年与俞平伯下得船来，于次日乘车赶赴伦敦，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就读。对于一路上所见到的海光山色，奇情异景，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