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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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春，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不得已转地治疗，北游挪威，二旬而愈。这年秋，陈氏至瑞士，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当他阅报得知国内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消息时，即去图书馆借阅德文原版《资本论》就读，以了解这场革命的内在理论体系。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与自己指导的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曾涉及此事，陈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54】
据史家考证，陈寅恪可能是中国人中第一个阅读德文原版《资本论》者。这一年，陈寅恪22岁。许多年后的1953年11月，原为陈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时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北大教员汪海В苤泄蒲г涸撼す粲敫痹撼だ钏墓馀汕玻肮阒葜猩酱笱Ф卮偈比卫废到淌诘某乱”狈担腿胃崭粘闪⒌闹锌圃旱诙ㄖ泄攀匪┧ぁ３乱〕硕酝艉＇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举动大为反感外，在亲书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曾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55】对陈氏一贯提倡和坚守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深层意义暂且不表，至少从信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作为最早读过《资本论》原文的中国人之一，当不是虚妄孟浪之谈。
第16节：槎浮海外（5）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陈寅恪脚气病复发，且费用拮据，营养不良，加之国内局势动荡，军阀纷争，城头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换，陈三立被迫携家避居上海，陈寅恪也不得不暂时归国。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56】翌年春，陈氏脚气病痊愈，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游学海外，先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再游学伦敦。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法学生均遭经济困窘。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要其回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并许以补江西省留学官费，陈寅恪应召取道回归本土。此番游学欧洲，除期间回国短暂逗留外，前后凡四个年头。
1915年春，陈寅恪于阅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长兄陈衡恪。此时陈衡恪已于日本学成归国，在教育部任编辑之职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与美专教授，成为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当时的美术界有“北陈南李”之誉。北陈指陈衡恪，南李指李叔同。
陈寅恪此次北上，在陈衡恪的引见下拜访了许多京都名流，并得以与同船赴日留学的周豫才相会。这时的周豫才尚籍籍无名，除了在教育部履行佥事的公职，多数时间在阴沉破旧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借此舒解心中的郁闷。那篇承托起他一世英名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还要等到三年之后。周豫才所送陈寅恪书、画一事，就是在这段时间。正是这次北上，陈寅恪结识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挚友——傅斯年，并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笔。
注释：
【1】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第卅二期，1970年4月。
【3、9】《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4】《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据流传的一些史料记载，王国维是被溥仪召进宫，勒令应清华之聘，而溥仪是受胡适请托，才“下诏”的。这只是一方说辞。胡氏托溥仪说项的时候，溥仪还在紫禁城居住。而当吴宓接办之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赶出紫禁城避居东郊民巷日本公使馆。有些巧合的是，吴宓到王宅的这一天，溥仪乔装打扮，秘密潜往天津，在日租界张园设立“行在”。因而王国维为此事曾偷偷到天津面见过溥仪，所谓“下诏”也是这时的事。王氏此举，其因是清华为洋学堂，王心理上有顾虑。关于此点，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有所提及。陈以他的老师蓝文徵（字孟博，1928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口气记述道：“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于是胡找溥仪，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先生便不就。”（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5】《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交待我的罪行（九）：演讲〈红楼梦〉》，吴宓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7、53】《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8】《吴宓日记》，第二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见1919年3月26日条。
【10】关于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与张彭春被挤出清华园一事，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张彭春（字仲述）一派意见不合，相互倾轧所致。张彭春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胡适等70人同期，以第10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学生二期放洋留美（赵元任名列第2，胡适列55名），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著名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话剧创作活动。后来成为名人的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成员并成为张彭春亲自栽培的学生。1919年，张氏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成员（在南京以《学衡》杂志为根据地，鼓吹所谓的传统文化），或支持学衡派者不甚和睦。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直接面对面地从中作梗，吴宓趁此空隙得以顺利进入清华园。但自吴氏主持研究院日常事务后，情形逐渐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当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考察时，荐张彭春以自代。因张与吴围绕校政施教方面的主张常有不同意见，终致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仇寇。由于这样的关系和派系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几乎成了冤家对头。但此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处于青云直上、一飞冲天之势，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俗务来看，张彭春都有理由在吴宓面前骄傲并采取俯视姿态。1916年，当张彭春作为一只硕士衔的“海龟”，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时，吴宓刚从清华学校毕业，翌年才放洋留美。而张最终戴着一顶耀眼闪光的美国高等学府的博士帽子荣归故里，并顺利进入清华任教授兼教务主任。而吴在美扑腾了几年，只弄了一张灰不溜秋的硕士文凭归国，这顶帽子在当时放洋的诸生看来并不足道。也就是说，无论是资历还是学历，吴氏比之张氏都差一个档次。尽管吴宓放洋时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类似这般称孤道寡的荣誉称号到了张彭春的耳朵里，可能只是被当做一个笑话嗤之以鼻罢了。
第17节：槎浮海外（6）
在张彭春的眼里，吴宓的为人为学皆不值一哂，并在人前人后对其表露出轻视意味，此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见《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言辞中见出吴氏的书生本色，也透出其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不过，时间不长，张彭春便在严酷的派系倾轧中，因弄权施术威胁到曹云祥的个人利益，被曹抛弃，辞职离校回天津南开，帮助其兄治校去了。吴宓于1926年1月18日记道：“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2月3日吴宓又记云：“闻校长已与张仲述决裂，准张氏辞职。张氏今日方在寓宅收拾行李，即刻离校云。念及年来相处，及其中风潮，兔死狐悲，为之慨然。”（见《吴宓日记》第三册。）
张去职后，派系倾扎更趋严重，吴宓很快就遭到了张派嫡系的暗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页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迫于各方压力，吴宓不得不向校长曹云祥递交了辞职书。处于复杂考虑的曹云祥很快批准了吴的请求，并于3月16日把布告张贴到研究院主任室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