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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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黔江人的交往，与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样，与我以前调查的社会学对象也不同。在这里，强烈的求富求发展的愿望与人们视野上的限制和技术上能力的限制反差太大。”
在黔江两个星期后，陆建华回到了重庆，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变”意义的思路，给黔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强的催化作用。
陆建华在重庆的一年收获很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给重庆做了一些能看得见的实事，比如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 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的援助项目、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等，更表现在他做的那些“破冰”式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他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议书”；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帮助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市民环境意识调查。他还就 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在重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热烈动人的场面令重庆人记忆犹新。
第五辑陆建华 （2）
对“法大还是党大”等问题的深刻解析
陆建华与媒体有很好的缘分，他曾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主持人、北京电视二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又被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聘为评论员，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中，陆建华的厚重的学术功力、直率的性格和从容的姿态，颇得港岛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人们认为他是大陆理论研究最具新意的“政情评论员”。
在解答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关依法治国的问题时，他坦言道，大陆有的人，特别是一些比较教条和经验主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大？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依法治国的概念告诉我们，执政党也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执政。但在很多相关的制度或者法规出现与现有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决定？他认为作为一级组织的决策也必须符合现有的法律，但这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关于党的组织改造问题，他认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现在执政方式如果不改，很多执政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他一边在书斋中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边参与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他似乎对各种生存方式都怀有好奇心，有人问他忙什么，他说，你看见一只没头的苍蝇，它整天飞来飞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只苍蝇，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恒定感——就是说，它应该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心里有数，所有的忙忙碌碌，“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价格听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农民就业、劳动保障问题等。在他看来，这些都应是中国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对陆建华来说很具启发意义，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经济学家，而其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社会学家。在他看来，正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冲突，并及时、完整地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才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建华正是为此而呕心沥血。
2002年，陆建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者告诉他说一个地方16岁的女孩子在生产线上被活活累死。记者当时就暗示他，是不是应该启发这些弱势群体保护自己。一向平和，不露声色的陆建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不对！这个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是政府应该出面保护这些弱势群体。16岁是刚刚在合法劳动年龄之下，这个企业主应该判刑！”
他以独特视角观察人才问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世纪需要“超级人才”。他理解的“超级人才”是指具备突出的专业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有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基本价值观。他观察到，在目前的中国，能做到前面其中一方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精英教育”应该尽早丢弃。从以往的人才观念看，国家只强调人有怎样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此从小便“集中精力”，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来求学，结果发现理工科出来的学生有点“愣”。清华现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甚至美学的修养。这说明社会上意识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丢的。陆建华说过，你可能朝某方面“偏一偏”，突出一点，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级人才”。现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们的遗憾也很多，因此整个社会应尽快普及新的人才观念，不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方面有所发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们成为一个能以己之长贡献社会，又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还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商，“不做聪明的穷光蛋”。在他眼里，中国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人的财商更高些，那么，这种积累会更快、更合理，而代价也会更低。作为目前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财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聪明的穷光蛋”。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
吁请政策制定慎之又慎
陆建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对于这个说法他从不作评说。但他心里知道，如果说自己真如“金刚”一般，那么他希望整个社会学界“金刚”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这段话可视为他对社会学家责任心的理解。
陆建华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前景》，研究了中国社会在改变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并开宗明义地发出政策创新的呼吁，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结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且这种社会代价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必然的，如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资”企业中劳动权益的保护导致短期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弥补了市场体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各种规范空缺、助长了权钱交易的实现等。
陆建华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及演变的过程，总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严重化，总是与某些政策导向有关系。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问题最后还是靠经济来解决。陆建华称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思维模式。因为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于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不和谐才会导致的。而陆建华看到，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既没有预防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现象及其变种的蔓延。
陆建华想到他在重庆任职时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游览重庆的夜景。他们来到了豪华气派的解放碑广场，高大的建筑、彩色的地砖、眩目的霓虹灯，一切都是那么的考究。离广场不远处是一个新开的啤酒城，美女如云，人头攒动，一片喧闹。然而就在广场的边上，一群拿着木棍绳子的“棒棒军”满脸愁容，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打量着行人，期待生意。这种对比强烈的画面一直印在陆建华的脑海里。他当时对同行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结构。重庆也是这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也是在重庆，陆建华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可因为产品与市场不对路，项目刚建好就宣布废弃了。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2000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谁也没有负这笔钱的责任。当时陆建华想，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产；而政府官员做错了，他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是经济变革过程中公共政策运作所呈现的不和谐。
陆建华在“央视论坛”节目中对吉林省高薪聘用政府雇员的做法很是推崇：“以雇员的身份进到了政府里面，会对其他3000个公务员造成多大的冲击力。这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权、职能和自己的职业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身边有掌握了高技术、高知识的这种人才，拿着这样的高薪工作，就会激活这片水，就让大家知道事实上关于人才的特长、兴趣和岗位的任用，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他感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来应对，那是很危险的。陆建华有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果实：是苦是甜？》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说，城市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其含义。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不断扩大，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人口规模上不断扩大。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更内在的问题是，这种扩大会在两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