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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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尝非撰述，然无撰史之人。如《尚书》誓诰，自
出史职，至於帝典诸篇，并无应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
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
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
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无定法者
难继，此人之所知也。然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也。不能究六艺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遗意者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於
圆而神，班则近於方以智也。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
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
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
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
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
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
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於题目也。《伯夷列传》，
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
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
《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张耳陈馀》，
因此可以见彼耳。《孟子荀卿》，总括游士著书耳。名姓标题，往往不拘义例，
仅取名篇，譬如《关雎》、《鹿鸣》，所指乃在嘉宾淑女，而或且讥其位置不伦，
（如孟子与三邹子。）或又摘其重复失检，（如子贡已在《弟子传》，又见於
《货殖》。）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亦
知迁书体圆而用神，犹有《尚书》之遗者乎！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
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
然而固《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
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於科举之
程式，官府之簿书，则於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
传也久矣！
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
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
《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
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
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
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
盖族史但知求全於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
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
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
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
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
《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解《庄》书者，以谓天地自有变化，人则从
而奇腐云耳。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
其於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马、班，盖自
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
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
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
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
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
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
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於
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於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
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
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
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
变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传，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势不得不然也。以上古
神圣之制作，而责於晚近之史官，岂不悬绝欤！不知经不可学而能，意固可师而
仿也。且《尚书》固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
取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
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
非好为更张也。
纪传虽创於史迁，然亦有所受也。观於《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
纪年》，则本纪编年之例，自文字以来，即有之矣。《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
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春秋》之传，则左氏
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
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
或究一人之行，（即列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
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
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於人名事类，合於本末之中，难於稽检，则
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
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
之流弊，其道莫过於此。至於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
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晋涵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
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艺为支子，於史学为大宗；於前史为中流砥柱，於
后学为蚕丛开山。”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
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於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
之文，奇邪错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
其体皆备於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於战国，
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於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於
《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
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
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
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於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
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
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
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
《七录》之所叙论，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
战国之文，既源於六艺，又谓多出於《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
之世也。纵横之学，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
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
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
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
流之学，承官曲於六典，虽或原於《书》、《易》、《春秋》，其质多本於礼教，
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於一，
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
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
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
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
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於战国，
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
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
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
《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
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
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
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於梁王，江淹陈辞於建平，苏秦之自解忠
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