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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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
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
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
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
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
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
《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
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
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
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
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
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
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
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
（《文苑传》始於《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
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
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
《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
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
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
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汎滥横
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
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
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
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
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
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
（《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
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
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
《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
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
《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
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
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
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
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
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
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
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
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
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
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
《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
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
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
《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
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
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
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
《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
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
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
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
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
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闇，文复
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
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
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
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
“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
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
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后世文字繁多，爰有
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
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
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
篇，即为后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
《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
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
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
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讫於隋、唐，书
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
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后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
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
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
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
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
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
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
《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
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於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
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
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
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
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
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
后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
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
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於轴之长短，而并
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
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
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
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於世。盖方策体重，
不如后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
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於离合之外，又
无关於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於文之
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
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
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
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
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
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
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於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
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
弊，有所举而诏示於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
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
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
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譬若《月
令》中星不可同於《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适当其宜而可矣。
周公承文、武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