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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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可也无法责怪其他人。
为了找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办法，我对局长办公室的运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邮件流程、人事管理和通信系统。但每一项都运行流畅，我很难想出什么改进办法。我建议给电话房的两名职员加薪，他们要负责局长室电话的接进和接出，要对胡佛办公室发生的每件事进行记录，还要留意局长的预约日程表。但我需要比那更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最后是展示科帮我渡过了难关，该科平时的工作是制作展览品和证据模型。展示科的专家为电话操作员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操作台，可以让他们更为有效地组织和参与作业。这个精巧的装置像个新潮的航空售票处，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胡佛，都非常高兴。
胡佛有时会将我推入高风险的官僚斗争旋涡之中，这种斗争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那些龃龉之事。有一桩特别的案子被遮盖起来。1969年3月14日，科罗拉多大学三十九岁的捷克裔俄罗斯史教授托马斯·里哈从家中失踪，而警方始终未能查出他的下落。联邦调查局知道里哈的行踪却不能告诉地方政府，因为这可能会危及秘密情报来源。但有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却向中央情报局的某个人吐露了情况，这人又转告给大学校长约瑟夫·斯麦里，斯麦里于是就做出声明，称里哈“活着且身体状况良好”。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要求中央情报局指证它的联邦调查局情报来源。但丹佛的这位中央情报局人员却拒绝这么做。
胡佛的执行人（3）
第二桩令人恼火的事发生在国内情报处联络科，这里有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与其他政府情报机构保持联络。其中一名叫萨姆·帕皮克的特工专司与中央情报局方面的联系工作。帕皮克与中央情报局有着实际的工作联系，于是告诉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关注的问题，即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足够积极的行动来对付美国国内的外国间谍。（这也是帕皮克的老板，主管国内情报处的副局长威廉·沙利文所关心的问题。）1970年，在帕皮克退休的时候，他给胡佛写了一封礼貌却不客气的信，催促他采取更多行动。胡佛怒不可遏，随后对我说他相信帕皮克的信是由中央情报局给起草的。
作为这两件事的后果，胡佛把我召到他办公室并对我说道：“我想撤掉联络科。它每年花掉我们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而别的机构从那里得到的甜头显然比我们还要多得多。让主管自己与其他机构联络好了。”
“让我想想看，”我回道，“我想我们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白宫方面怎么办？您想继续直接和那儿联系么？”
胡佛略加考虑。“除了白宫的以外，其他的全砍掉。”显然，局长决心已定，没有什么能改变的，尽管这个已建成的系统运作良好。1972年，代理局长格雷重建了联络科，但规模要小一些。
联邦调查局监察员经常会被外派帮助解决调查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佛就经常派遣联邦调查局官员赶到重大案件现场。休·H。克莱格曾在1934年被派往中西部，直接指挥对威斯康辛州小波希米亚旅馆的搜捕行动。那里发生过一场枪战，致使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殉职，而约翰·迪林格、“娃娃脸”纳尔逊和其他匪徒却从现场全身以退。监察员艾尔·康纳利曾领着一队人马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场枪战，干掉了臭名昭著的“巴克妈妈”和她的儿子。出于同样的考虑，胡佛曾将我派往堪萨斯市，去完成一件毫无胜算的任务。这是一个打击该市黑帮的异常棘手的案子，而我从中也获得了经验，这种经验对我后来在“水门事件”上与尼克松政府摊牌很有帮助。
我的任务是加快塞尔瓦托·尤金·帕尔马（堪萨斯市的一名恶名远扬的暴徒）黑社会谋杀案件的调查行动。在我担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帕尔马的许多事情。他是当地黑帮的优秀“战士”。他绝对依照吩咐行事，没有黑帮大佬的首肯，决不会自作主张。他的首次落网是在1949年12月22日。他以盗窃从犯的罪名被判处二年徒刑，但很快就得以假释出狱。此后，他曾二十次在不同的场合因盗窃或抢劫而被逮捕，却没有一次受到指控。
帕尔马也试图金盆洗手，经营过几次正经生意。他有段时间是帕提欧烤饼店的股东，这家餐馆于1965年1月1日毁于一场大火。调查人员怀疑是故意纵火，但未找到证据。他曾是国民寄售公司的合伙老板，这个公司却在1964年1月份破产。他还与1964年烧毁的一家女子内衣经销店有关。这家伙是真的不幸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们产生过怀疑，但并不能查证帕尔马的大部分所得就是抢劫其他城市超市的赃物。他最终于1965年春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当时有三个蒙面人抢劫沃思堡的一家超市，射伤一名店员并抢走了两万美元现金。那辆被丢弃的逃跑车辆后来被找到，但当地警方的调查并没有取得进展。而非常意外的是，有个包裹在堪萨斯市的一家邮局裂开了。一名工作人员发现它装有约两万美元的现金，随后就通知了邮政检查人员。检查人员在这个包裹里还发现了一把自动手枪。这个包裹上写有一个假的沃思堡寄信人地址，收件人则是堪萨斯市一座空房子里难以确定身份的人物。利用邮政服务跨州寄运失窃财物或未登记的武器触犯了联邦法律，因此联邦调查局堪萨斯市分局就接到了通知。
通过与邮政检查人员密切合作，特工们对地址上所写的那处空房子进行了监视。信件投递员接到指令在空房子附近逗留，并煞有介事地向周围邻居询问。监视行动进行到第二天，一名出租车司机认领了包裹便驱车离去，我们的特工就一路跟踪下去。这辆出租车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帕尔马跟前。帕尔马否认与那个包裹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沃思堡所发生的事情。但联邦调查局经过深入调查，还是找到了充足的证据呈给联邦大陪审团。1965年9月2日，帕尔马遭到触犯《联邦火器法》、跨州运送赃物、通谋和邮电欺诈等数项罪名的指控。
胡佛的执行人（4）
这标志帕尔马命运终结的开始。他害怕在联邦法院接受审判，黑帮在这种地方没什么影响。他不是黑帮头目，但在黑帮头目周围待得时间够长，知道谁对谁做了什么，也熟悉当时黑帮运作的许多细节。黑帮因此认为得结束他的用处了。就在他将要出庭接受讯问的那天，他从联邦警官手中被劫走，其尸体随后在当地公墓被发现，就紧紧挨在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身中两枪，一枪从背部射入，另一枪击中了太阳穴，这正是黑社会的谋杀手法。黑帮头目们称帕尔马是自杀的，却对他如何能从后背射杀自己不做置评。
堪萨斯市警察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正式请求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工作，并要求从华盛顿派员直接领导。凯利是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懂得其中诀窍。如果调查无果的话，为什么不拉个人一起来承担责任呢？由于在堪萨斯城的背景和作为监察处处长的职责所系，我就成了那个要去承担责任的人。
黑社会谋杀经常会成为悬案，尽管我喜欢调查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可我还是希望有着某种成功的前景。我挑选哈罗德·瑞德·坎贝尔随行前往，他是我的一名监察员。他也怀抱着希望，乐于接受挑战。当瑞德和我在密苏里河河湾的老堪萨斯机场步下飞机时，迎接我们的却是令人沮丧的阴冷天气。
坎贝尔和我在堪萨斯市工作了五个多月，但我们一直没办成一件证据确凿的案子呈给联邦大陪审团。我们知道凶手是谁，可事情就像调查“水门事件”一样：没人愿意谈。刚去的十天里，我们马不停蹄地穿梭活动。我们每天向胡佛发去长而感人的电报，总结案件的进展情况。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而进展越来越小，如何准备每天的电报就越来越令人头痛。三十天过后仍没有多少进展，我们减少了对主犯情报资料的搜集。我们辗转各个匪帮经常光顾的地方，想搅起混水发现些蛛丝马迹。我们庆幸自己还不至于疲惫不堪。
两个月以后，我们还是看不到多少结案的希望。我于是就给卡撒·“德科”·德洛克打电话，他已接替艾伦·贝尔蒙特任局长助理，主管联邦调查局所有调查行动。或许，我不能向局长抱怨什么，但我还是可以向德科发发牢骚的。
“德科，”我说道，“我们在这儿真是浪费时间。”德洛克客气地听着，而我则长篇累牍地叙说着我们的进展情况，并为成功的低可能性进行辩解。
他随后说道：“你和瑞德最好还是要正视这件事，马克。不解决这个案子，局长是不会让你回来的。”
“德科，你很清楚，这种黑社会凶杀案可能永远都查不出个水落石出，”我坚持道，“这些人对后果清楚得很，如果露了口风，准会穿上水泥靴沉到密苏里河底，一切都玩儿完。我和坎贝尔在这儿真的无事可做，堪萨斯市分局也好不到哪儿去。帮我在局长面前说说看。”我厌恶自己这般哀号。
“现在还不是时候，”德洛克说，“我会尽快帮你回来，但在这段时间，你活儿还是得干。”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奥德丽打电话，每次她都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当一周周拖成了一月月时，她开始奇怪我在堪萨斯市到底在干些什么。瑞德和我眼看着大平原迎来了春天，而我的心情却很低落。我成天想的是如何找到德科而不是凶手。
最后，我总算松了口气。4月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匹克威克饭店的房间里观看《贝弗利山人》时，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我站在门旁问是谁。一个女声回道：“你的护卫，先生。”
让我极为惊讶而兴奋的是，来人竟然是奥德丽。她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赶到了堪萨斯市。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夜晚之一。
我们睡到次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乘电梯下到咖啡店用早餐。瑞德·坎贝尔住在十楼的一个房间，正好在我下面，所以我们停下来要带他一起去。电梯门在十楼打开时，正是坎贝尔，他正准备上电梯呢。他刚举步却又停了下来，拿不定主意是进来还是走开。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些鲁莽。
胡佛的执行人（5）
“瑞德，”我说道，“这是我妻子。奥德丽，这是瑞德·坎贝尔，一直是他在帮助我。”
“很高兴见到你，费尔特夫人，”他说道，脸上却满是疑惑。我们乘电梯继续下行，他的疑惑感消退了，接着又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奥德丽开始发笑，瑞德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执行任务时拖家带口是违犯联邦调查局规定的，瑞德不可能想象在调查大案时我会让老婆来看自己。
5月底，就在奥德丽和我此后在酒店里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的时候，凯利局长给我打来电话。那个杀死帕尔马的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汽车头朝下漂浮在河中。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该县的验尸官裁定为意外死亡。不管怎样，这件事总算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