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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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胡佛有时命令将某些联邦调查局公文保存在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防止让普通职员看到。比如，如果联邦调查局有一份与现任总统有关的文件，该文件就会保存在局长办公室，就像对待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联邦调查局握有其首份政府职务申请书，而这份申请书就是这样保存的。对于那些涉及胡佛同总统们谈话的极其敏感的备忘录，它们有时就由甘迪小姐保管，只有得到胡佛的明确许可才能翻看。结果，除了私人信件，还有大量的联邦调查局官方材料保存在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里，而这些都被称为“官方与机密文件”。
我将这一切都向格雷做了解释，还说胡佛保存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文件“是如此敏感，所以他觉得应以按需知密的原则对它们进行保管，以免让可能偶然碰到它们的特工或职员因为好奇而看到”。
格雷突然插话：“如果材料牵涉到高层，他还会不会按这种习惯来行事？”
“当然会，对于可能涉及极为敏感而需慎重对待的间谍调查文件，联邦调查局也会这么处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档案室，进入该档案室要受到严格限制，里面的案子绝大多数属于外国情报类。但是，你看，所有其他文件都保存在档案区，因为每个联邦调查局雇员都允许接触最高机密，所以必须进行一些区别对待，保存在局长办公室里的可能就属于区别对待的文件。”
格雷摇了摇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显然疑窦未消。
“格雷先生，我们为什么不到胡佛办公室去看看那些文件呢？”
格雷笑了，说道：“好的，我们走吧。”
我陪同格雷走向他的新办公室，一路上言谈甚欢。我们走到时，我将他介绍给接待员，然后领着他直接来到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里面是胡佛五十三岁的私人秘书和与她共用一个办公室的梅特卡夫夫人，我便向她俩做了介绍。格雷对这两位女性显得殷勤而和蔼。
我说明来意，说格雷想了解所谓的胡佛档案，然后再看看他的新办公室。甘迪小姐微笑着说道：“好的，它们就在那儿，”同时指着占满这间小办公室两堵墙的十个五屉式文件柜。“这些东西大多数都是胡佛先生的私人信件，有些是他初任局长时候的。”她正准备将所有这类材料挑出来。托尔森指示甘迪小姐将所有的胡佛私人信件整理打包，再送到胡佛家中。因为托尔森已准备退休，他就指示甘迪小姐将官方和机密文件送给我保管，并由我做最终处理。
格雷随便向一个敞开的文件抽屉看了看，却没有继续翻看里面的文件。对于甘迪小姐和我的解释，没有迹象表明他还不完全满意。
我从里间的私人办公室开始，继续领着格雷完整地参观局长的办公场所。“格雷先生，”我说道，“这里的办公用具在胡佛先生开始任局长时就用上了，几乎有五十年。你可以换掉了。”
“胡佛死了”（6）
“不，”他回道，“还是继续用的好。”
我们随后走过那间宽大的会议室。格雷指示将房间尽头的那张桌子搬走，那是胡佛摆好姿势与到访者，或者在雇员工作周年纪念日与其合影的地方。
走过局长办公区，我们再次从甘迪小姐的办公室旁边经过，格雷走到门口时问道：“甘迪小姐，你要多长时间才能将胡佛先生的东西清理完让我能搬进来？我不想让你太仓促。”
“我想一星期足够了，”她应道，“我会尽力而为的，我不想耽搁你更多时间，让你进不了新办公室。”格雷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确信一星期够用么？我打算十二日星期五或十五日星期一搬进来。”
她回道：“足够了，我会随时与费尔特先生联系，让他知道我的进展。”
甘迪小姐花了一星期时间完成了打包处理。她给胡佛家运去了三十四包私人信件，然后送了十二包官方和机密文件给我。我把它们放进密码柜中。甘迪小姐在国会政府工作委员会证实，在托尔森的指示下，她已把胡佛的所有私人文件——财产文件除外——都销毁了。对于与财产有关的这部分文件，她已转交给胡佛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托尔森。
我随便看了看甘迪小姐给我送来的材料，都是一些平白无奇的东西。有些文件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约翰·F．肯尼迪总统有关，两人都只是与规定白宫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如何联络的行政程序有所牵连。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材料都可以立刻当做普通文件归档，但在格雷亲自看到之前，我决心要毫发无损地保存好，因为仅仅在数天之前，他已经提到了“秘密文件”的问题。我想让他如实了解文件内容到底是些什么。
我等着格雷来查看这些文件，这样等了三个月之后，我给国内情报处监察员科尼利厄斯·沙利文打了电话，让他准备一份完整的索引和目录。他花了一周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任务结束时，他就有了与我相同的看法，认为那些文件已经过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我将一份详细清单的副本交给了格雷，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过，我一直没得到任何回音。现在回想一下，我不敢肯定格雷是否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约翰·埃德加·胡佛并没有大量的塞满各种敏感材料的私人文件，可以用来要挟总统、司法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至少他不再与我纠缠此事了，我就权当他相信了我。
略略看了看他的新办公室和里面的一些文件之后，格雷让我召集一次行政会议碰头会。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表，时间是三点半。“四点钟怎样？”我问道。
“四点可以。”
四点差三分，我已在接待室门外候着。我很快看到了格雷，他步履矫健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过来。我陪他穿过接待室，沿着走廊走过去，在女雇员们伸长脖子好奇地打量下来到会议室，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已经在会议室的长桌边就座了。
我们进来时，与会官员都站了起来，我将格雷领到桌子的首席。我简单地说了一句：“先生们，这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新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官员们鼓掌欢迎，然后纷纷落座，等着听新老板发言。
格雷是位优秀的演说者。他预见到与会者并不友善的情绪，因而都挑些安抚人心的话来讲。他赞扬联邦调查局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执法机构”，并褒扬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为此做出的贡献。对于失去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与理解，并且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局外人的到来感到不安的话，他不会感到意外。他说自己会进行一些改革，并且会根据他本人的想法来管理联邦调查局。但他很认真地说：“我希望将联邦调查局当成一种制度来维持。”
散会时，我听到的都是对我们新老板一片赞誉之声。我的感情是复杂的。让一位局外人来接管让我感到忿忿不平，而与此同时，我对格雷的感召力与真挚有了深刻印象。我决定竭尽所能，帮助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局长。我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联邦调查局，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通过帮助新任领导能够取得最佳效果。
“胡佛死了”（7）
然而，我从来不曾失却对胡佛的无比敬仰之情。他无所畏惧地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拼搏，他像斗牛犬一般坚韧强硬。我为联邦调查局感到骄傲，是胡佛将它打造成世界上最杰出的执法机构。恐怕再不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
局长的遗产（1）
约翰·埃德加·胡佛是个复杂的人。对媒体而言，无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塑造成扫荡流氓团伙的伟大执法者来宣传，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当作暴戾的冲锋队员来诋毁，都是没能看到他的另一面。而他比那些讽刺画所寓意的要有节操得多。例如他对民权所承担的责任，就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命令将忠于故国的日本裔美国人强制送进集中营。在联邦政府内部，唯一设法阻止这种不公正做法的高层官员就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三十年后，胡佛断然禁止联邦调查局从事“黑包工作”，并大幅减少窃听和电子监视的次数，即使对事关国家安全的案件也是如此，这让他自己与尼克松政府的关系陷入了困境。
胡佛是成功的领导者，沉着自信而且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他没有政治野心，曾一再抵制将联邦调查局的权限扩展到它能力之外的种种企图。他对政治游戏心知肚明，在与总统、司法部长及国会周旋时游刃有余，而他的目标从未偏离这样一个目标，既为联邦调查局，也为作为其创建者和领导者的自己去争取更大的独立性。他惬意于手中的权力，满足于别人的谄媚奉承，并享受着与自己地位相应的额外待遇。他是除总统之外唯一拥有防弹轿车的官员，这让他颇为自豪和得意。在20世纪30年代，因亲自领导搜捕暴徒的行动，胡佛受到无数死亡威胁，因而得以享受这种特别保护。
在后来的那些岁月里，随着针对他的政治攻击加剧并且越来越尖锐与不公，胡佛备尝孤独与寂寞，同时也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遭受破坏而忧心忡忡。其公关意识常常背弃于他，迫使他进行了猛烈回击，这在过去是不曾有过的。然而，在日常工作中，他仍然和以前一样显得有条不紊。他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或者对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我可以证实我所知道的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一些情况。在感到不顺心或恼火时，他的反应可能会很激烈，甚至会采取报复性行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爱悯之心使得他在自己的联邦调查局世界里有必要与下属保持距离。他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很容易被说服，于是坚持大多数官方联系要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因为对他来讲，要想坚持已见，采用这种方式就容易得多了。这无疑是他将自己的私人空间与工作生活隔离开来的一个原因。
胡佛对联邦调查局雇员呵护备至。比如，当原内华达州州长格兰特·索亚对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行动提出批评时，为了澄清事实，胡佛做出了强烈反应。索亚随后声称，他并不是有意攻击联邦调查局或胡佛本人。他说自己的言论只是针对当地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胡佛迅速回应道：“让我重申我再三声明的立场，只要我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任何攻击凭良心执行公务的联邦调查局雇员的行为，都将被认为是攻击我本人。”
胡佛严格按照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生活着。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在他为数不多的度假旅行中，包括周末，他都通过电话与局里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因为工作联系密切，通过在近距离观察，我确信对于联邦调查局这台复杂机器，胡佛对其所有运作方式都了如指掌，这是其继任者无法仿效的一种优势。这并不能说明胡佛没有幽默感，也不能说明他不会纵情享受美餐和赌马的种种乐趣。
胡佛爱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庭院和花园，还有自己的狗儿。房子得到了细致的维护。他的收藏品和纪念品总是被细心地擦去灰尘摆放好。斯隆拍卖行位于纽约第十三大街，该拍卖行常常提醒他会拍卖一些他可能感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