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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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主国家的生活中有一个极为危险的转变过程。
当这样的国家的物质生活享乐爱好发展得快于其文化和自由习惯的发展时，就会出现一个人心激动而且似乎不能自制的时期，人们一看到新的物质生活享乐，就想把它弄到手。
由于他们一心一意要发财，所以再也不去理会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你用不着去剥夺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他们会自动地交出来。在他们看来，尽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讨厌的障碍，使他们无法专心于自己的实业活动。如果叫他们去选举代表，或请他们亲自帮助当局做些工作，或共同担负一些公共工作，则他们会说没有时间，不肯将他们的宝贵时间用去做没有收益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是认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不宜做的无聊勾当。这些人相信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但他们对于这个原则的认识还比较粗浅；而且由于他们过分注意自己所指的个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只顾自己工作，不愿意操心公共事务，而过去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用去操劳公共事务的阶级又不复存在，所以政府好象出现了空缺，无人管理。
如果在这个危机时期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想要执政，那末，他会发现，篡夺各项大权的道路是向他敞着的。
只要他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人们就容易听任他去做其他事情，而不管好坏。他的最主要事情，是确保良好的秩序。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通常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以前，往往是先发现自由的滥用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当公众的激情稍微影响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时，他们立刻会警惕起来，坐卧不安。而长期害怕无政府状态的心理，又使他们经常提心吊胆，一看到出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
我完全同意，社会的安宁是一件大好事；但我也不愿意忘记，所有的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也经过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当然，这不是说任何国家都应当轻视社会安宁；但也不应说，一个国家只有社会安宁就足够了。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即已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现了。
这样的民族不但要提防个人的专制，而且要提防党派的专制。
当全体公民都只顾自己的私事时，一些小党也不会放弃其主宰公务的希望。
因此，在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以及在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演出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在舞台上活动的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余的人都没有参加演出。他们任意规定一切事物，任意改变法律，恣意践踏民情。当你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竟会被一小撮无能卑鄙之徒所操纵，不能不为之震惊。
从古至今，只有美国人幸运，他们避开了我在上面指出的一切暗礁。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值得人们羡慕的。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象美国那样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在美国，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热火朝天般地去追求财富。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热情虽然非常强烈，但他们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
一个美国人在专顾私人利益的时候，就好象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而在他热心为公务而活动的时候，又好象把私人利益全都忘了。他有时好象是在受强烈的利己主义私欲的驱使，有时又好象是在受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推动。照理说，人的心是不可能这样一分为二的。但是，美国人却能交替地将同样强烈的热情时而用去追求财富，时而用去追求自由，以致使人认为他们把用于两方面的热情合二为一了，使两方面的热情统一在心灵的某个地方了。实际上，美国人既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
他们既爱自由，又爱幸福。因此，他们从来不认为参加公务是分外的事。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自己的主要活动要有一个政府来保护：这个政府既能使他们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又不妨碍他们平平安安地享用得到的财富。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五章 宗教信仰是怎样时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的
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
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这里倾听他们似乎很少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传教士向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
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
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的。
我在本书的上一卷里考察过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得以持久的原因，并认为宗教是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我要研究的是宗教对个人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对每个公民的作用，并不亚于它对整个国家的作用。
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美国人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国家应当理解的真理。
我毫不怀疑，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必然使这个国家产生一定的信念和一定的爱好，而且在产生之后还会不断地加以充实。同时，这些因素还会使这个国家毫不费力地、甚至可以说不知不觉地放弃某些观念和某些倾向。
立法者的才能就在于他们能够事先正确识别人类社会的这些趋势，从而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公民的帮助，哪些地方最好减少公民的帮助。要知道，公民的这些义务是随时代而不同的。人类所要追求的目的并不是永远固定的，而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是不断变化的。
如果我生在贵族时代的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某些人的累世富贵荣华和另一些人的数辈一譬如洗，已使两者都放弃了改善自己处境的念头，把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并只寄希望于来世；那末，我真想自己能够挺身而出唤醒这些人认识自己的需要，我要设法寻找最迅速、最简捷的方法去满足他们因我的唤醒而产生的新欲望，我还要引导他们付出最大的精力去从事物理学研究，以鼓励他们去创造财富。
如果有一天某些人果真不顾一切地去热心追求财富，并对物质生活享受表现出过分的热爱，我也毫不表示不安，因为这是个别的例外，等到整个社会都去追求财富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是例外了。
民主国家的立法者有另外的注意点。
你让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教育和自由的权利以后，你就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一切。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这个世界取得它可能提供的一切美好东西，不断完善每一项有用的技术，天天过着日益安逸和日益舒适的方便生活，而社会情况也自然会把他们推到这方面去。我不担心他们会停止不前。
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这种诚实而合法的办法过分追求幸福，最终会有使自己的非凡才能失去用武之地的危险；而如果他只是忙于改善自己身边的一切，最终又会使自己的人格下降。这才是危险的所在，而且再无其他危险。
因此，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和一切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凡是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人，都应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不断努力，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
如果民主国家的舆论界有人散布有害的理论，说一切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主张这种理论的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
唯物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使我反感。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他们的妄自尊大使我讨厌。如果说唯物主义的体系对人还有一点用处，那大概是它使人对自己有了一个朴素的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对自己却不这样认识。当他们自以为有充分根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却十分高傲，好象自己就是神明。
唯物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但在民主国家，唯物主义尤为可怕，因为它会与民主国家的人心常有的邪恶巧妙地结合起来。
民主主义鼓励人们爱好物质享受。这种爱好如果过分，则会很快使人相信一切只是物而已；而唯物主义便使人疯狂地追求这种享受。这就是民主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循环。如果它们能够看到危险的所在，并加以自我节制，那就好了。
大部分宗教都是宣传灵魂不灭的通用的、简便的和实用的工具。一个民主国家之能够有信仰，主要应当归功于宗教；而且，民主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需要有信仰。
因此，不管什么宗教在一个民主国家深深扎根时，你都不要去干涉它，而要把它作为贵族时代的珍贵遗产加以保护；你也不要用一种新的宗教观点来取代人们的旧宗教观点，以免在由一种信仰皈依另一种信仰的过渡阶段，人们的心灵出现信仰空白时期，而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便乘虚而入，日益扩大范围，把整个心灵完全占领。
当然，轮回说也不比唯物主义强多少。但是，当一个民主国家必须从两者当中选择其一时，我毫不怀疑它一定选择前者，而且我认为，叫它的公民们想到自己的灵魂会脱生为猪，总比他们确信根本没有灵魂要少暴露出一些兽性。
信仰与物暂时结合的非物质的和永恒的原则，是使人高尚化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人们不相信因果报应的观点时，和只相信神赐予人的灵魂在死后将还给神或转到神所创造的其他物身上时，这种信仰还会发生良好的作用。
即使是这样的信仰，也把肉体视为我们人生的次要的和低级的部分。因此，它一方面承认肉体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轻视肉体；一方面对人的非物质部分表示由衷的尊重和赞美，另一方面又有时拒绝服从非物质部分的命令。只靠这一点，就足以使它的观点和爱好具有某种高大的外貌，使它不是出于利害关系而是自动地去接近纯洁的情感和崇高的思想。
苏格拉底及其学派肯定人死后有来世的思想，并不正确；而只有他们所立足的信念，即认为灵魂与肉体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