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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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文艺的爱好和从事文艺活动的本性，将首先表现在戏剧方面；而且我们可以预言，这种爱好和本性，将十分有力地浸入戏剧。贵族制度对于文艺写作订立的清规戒律，将逐步地、分阶段地改变，即可以说是通过合法的手续来改变，而它对于戏剧订立的清规戒律，则将由人民大张旗鼓地推翻。
戏剧可把民主文艺内在的大部分优点和几乎全部缺点明显地反映出来。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才学并不十分重视，根本没有把罗马和希腊的光辉过去放在眼里，只欢迎作家讲他们自己，即要求作家只描述现在。
因此，如果古代的英雄和故事经常出现于舞台，而人们又有十分忠实于古代传统的表现，就足以断言民主的阶级尚未对戏剧发生支配作用。
拉辛在其《布里塔尼居斯》的序言中，对他把儒尼叶作为侍奉女灶神维斯塔的一名贞女来进行艺术加工一事，进行了十分谦逊的辩解。他根据格利乌斯的记述说：“那里决不收不满6岁和超过10岁的女孩。”我相信，如果他在今天写这个剧本，决不会为这样的错误自咎和辩解。
这个事实不仅使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文艺的情况，而且能使我知道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民主戏剧的存在，决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已处于民主制度之下，因为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即使在贵族制度下，人民的民主爱好也会影响舞台。
但是，当贵族的精神完全控制戏剧时，则必然证明整个社会是贵族制度的；而且可以大胆断言，那个领导着作家的有学识和有教养的阶级，也对公民和政务发号施令。
当贵族控制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时，他们几乎总是从自己的文雅爱好和高傲气质出发去判断人的本性。他们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最感兴趣，并喜欢这样的人物出现于舞台。他们认为，一定的善最值得再现于戏剧，甚至一定的恶也值得如此。至于其余的一切，他们都觉得不屑一顾。他们进入剧院，也象到其他地方一样，只愿意同大领主们交谈，在演出当中看到王公们的悲欢离合才有所感动。对于剧文的体裁，他们也持这种态度。他们随意给剧作家规定某些台词，希望一切都合乎他们的腔调。
因此，戏剧经常是只描写人的一个侧面，有时甚至演出了人的本性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有些东西超越了人的本性和不符合人的本性。
在民主社会里，观众并没有这样的偏爱，也很少有贵族的那种不屑一顾其余的反感。他们喜欢舞台上再现耳闻目睹的人间百态：各种出身的人物，各式各样的感情和思想。因此，民主社会的戏剧比以前更感动人、更通俗易懂和更真实了。
不错，民主社会的剧作家有时也会脱离人的本性，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由于他们过于希望惟妙惟肖地再现当代的小人物、小事和某些人的特点，而忽略了人类的一般特征的描写。
当民主的阶级控制戏剧的时候，无论是戏剧题材的选择，还是对题材的处理，都是任其剧作家自由决定的。
在民主国家的所有文艺爱好当中，戏剧的爱好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所以在民主国家，戏剧的作者和观众以及演出，都是与日俱增的。作者和观众如此之多，而且又分散在各地，所以要制定同样的办法，让他们服从同样的规则，将是不可能的。首先是评论戏剧的人太多，他们互不认识，各有自己的观点，要他们作出一致的评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民主制度的实施只是使文学方面的规则和章法普遍松弛了，那末在戏剧方面，可以说民主制度全把这些规则和章法废除，而听凭每个作家和每个观众去各行其事了。
我在前面的一个章里就民主文艺的体裁和技巧所作的论述，也特别适用于戏剧。我们在阅读路易十四时期剧评家对当时的戏剧作品所作的评论时，有些地方使我们感到惊奇。那就是：观众对于情节的真实性特别重视，要求剧中人的举止要合乎他本人的性格，不能作出使人难于理解和无法解释的动作。另外，下述的事实也使我们惊奇：当时人们对于语言的表达形式十分重视，台词上有一点小毛病，剧作家也得受到责难。
看来，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对于在舞台上表现不出来，而在书斋里细读剧本时可以玩味的细节，是过于重视了。要知道，戏剧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演出，而它的主要作用则在于感动观众。但在路易十四时期，戏剧的观众和剧本的读者都是同样一些人，他们看完演出后，便把剧作者请到家里，当面加以评论。
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是到剧院去听戏，而不阅读剧本。坐在剧院里看戏的人，大部分不是去追求精神的享乐，而是去追求感情的刺激。他们不想在看戏的过程中听到美丽的戏词，而只希望戏演得热闹。只要剧作家能够正确地运用本国语言，使人人都能听懂，剧中人物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致和共鸣，观众就满足了。观众知道戏完全是虚构，看完戏后，他们马上又回到现实。因此，戏剧的文体并不太重要，因为在演出的过程中你发现不了它是否遵守了这方面的规定。
至于剧情的真实性问题，如果让剧情完全合乎事实，那就往往没有新奇、突然和急转直下可言了。因此，剧作家不以真实性为重，而观众也容许如此。只要你写出的戏能打动观众的心，他们是不会理睬你使用了什么方法的。即使你违背了戏剧的规则，但却感动了观众，观众也不会责难你。
美国人一进剧院，就会把我方才所述的种种特点清晰地表现出来。但是，应当指出，美国人到剧院去看戏的人，至今仍然不多。不错，40多年来，美国的戏剧观众人数和演出次数均大有增加，但人民对于这种娱乐仍然持有审慎的欢迎态度。
造成这种情况的特殊原因，我在前面已向读者交待了。但为了引起读者的回忆，我要再补充几句。
创建美国最初几个州的清教徒，不仅反对各种娱乐，而且对戏剧有一种特殊的恐怖感。他们认为戏剧是一种可憎的消遣，所以只要是在清教徒的精神占有支配一切的地位的地方，就不会有戏剧的演出。初期移民的这种观点，给他们后代的精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而且，美国人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习惯和死板严肃的民情，至今还在对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动，而男女一谈上恋爱就会不经曲折而容易走上结婚道路的国度，是没有戏剧的题材的。从周一到周六天天忙于赚钱，而周日去礼拜上帝的人，是跟喜剧的女神没有缘的。
只举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戏剧在美国是不太受人欢迎的。
美国的法律承认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却对剧作家实行一种检查制度。不经市镇行政官员的许可，不得演出戏剧。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全体人民和个人对戏剧的态度是一致的。全体人民和个人对于他们的主要关心对象无不热心对待，而对于他们不爱好的对象则千方百计不让它们侵入。
在一切文艺当中，只有戏剧与社会的现实情况的关系最繁杂和最密切。
如果在两个时代之间有一场重大的革命使民情和法制发生了变化，则前一个时代的戏剧决不会适于后一个时代。
人们仍可以阅读前一个时代的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但不会观看为前一个时代观众所写的戏剧。过去的剧作家只能靠他们的著作而流芳后世。
某些人的传统爱好，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以及某某演员的天才，可能使贵族时代的戏剧在民主时代上演一段时间和复兴一个时期，但不久以后，便会自消自灭。这不是被人推翻，而是被人抛弃。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二十章 论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都把一切史实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联系起来，喜欢将重大的革命归因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们能以卓越的见识找出一些最小的原因，但往往忽略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
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与他们完全相反。
他们大部分人认为，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不发生影响，而少数公民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但是，他们却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实。这种对立的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纵观世界舞台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这几个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人。他们专心去研究这几个人的一言一行的隐秘动机，而忽略了其余的一切。由于他们重视某些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想夸大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自然而然要用某些个人的个别行动去说明群众的普遍运动。
反之，在公民们各自独立，每个公民都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民主社会，谁也不会对群众拥有非常强大的和极其持久的权力。乍一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好象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和自发的竞争中前进的。
这种情况，自然会使人的精神去探索既能启发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同一方面的一般原理。
我坚信，在民主国家里，某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会推迟或加速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但这些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也是容易变化的，比较隐秘、复杂和力量不大的，从而在平等时代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也比在贵族时代困难。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从无数的一般事实中摘出某一单独的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这样地进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厌烦了。他们进入了迷宫，晕头转向，弄不清和无法满意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而只好否认这种影响力。我们主张从研究种族的特点、国家的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这可以事半功倍，而且能使读者满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的某处说过，过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也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这会使他们可以常用冠冕堂皇的大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掩盖其无能和懒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荣誉。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任何时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有一部分来因于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来因于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多于贵族时代，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则少于贵族时代。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特别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甚至很少承认身分不平等这个事实是准许某些个人压制其他一切人的天赋意愿的一般原因。
因此，试图描述民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