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旋的思想(汪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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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为对他人的伤害所引起的情感与他自己的情感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不会感觉不到合宜的行为与他的行为之间的哪怕十分精细的差异。当这些差异消失时，他的行为具有斯密所论的合宜性，他的关于这一行为的自由具有我们在这里试图界定的“健全的自由”的性质。否则，就是偏激的自由。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

　　　　我去医院探望元化先生，在他去世前一天。那时他已不能交谈，侧身躺着，手伸出来，示意我坐在他床边。他处于清醒与昏沉频繁交替的状态。握着他的手，我注意到检测仪显示的各项数据之间有一些联系。心跳频率超过每分钟一百次时，他会醒来，看着我。心跳频率低于每分钟九十次时，他会沉睡几分钟。这似乎表明，他醒来是因为心跳速度太快以致无法入睡。以这样的方式“休息”，当然很累。有一次醒来，他很清醒地问我：“最后，会很痛苦吗？”我回答说：“不一定，因人而异，因病而异。”他点头，表示明白。

　　　　先生是2008年5月9日去世的，似乎没有很多痛苦。我记得我用笔和纸与先生交谈，是2008年3月28日上午。那一次，先生可以坐在轮椅里，他喜欢开窗，有细雨伴着风吹进来。我们去探望先生，通常是在早晨八时至九时之间。因为蓝云曾告诉我和妻子，先生在那一段时间会处于较好的状态。我在纸上写：“舒展请我转告您两件事情。其一，您写给吴江的那封信，谈卢梭的，他重读了，有新的感受；其二，杭州那棵常看您散步的大树，他去看过，它很好。”先生微笑，他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在纸上写：“《文汇报》售完，我在读您和毓生先生的对话，第一部分。我还读您的《鲁迅小集》，现在的年轻学者，许多受他的杂文风格影响，‘新左派’。您1981年及2006年谈到鲁迅研究的设想。”先生表示理解我的思路，并询问海外学者的诸种思路。我又写：“历史感，必须体验，海外的学者难以有‘体’验。顾准和您都承受过苦难。十力：悟。”先生回答：“顾准是承受了大苦难的。”我在另一张纸上写：“韦伯曾患精神分裂症七年，他那时认识到任何一段历史及问题都可无限复杂。病愈后，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故您的思想，很重要！远非学界可了解。”这一次，那张纸，先生读了两遍。我指的是他谈逻辑不能涵盖历史丰富性的那几篇文章，涉及黑格尔《小逻辑》及他的“总念”说。我继续写：“我一直认为韦伯的‘IdealType’理想型，其实是黑格尔的‘总念’——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体的逻辑表述。”先生读完立即问我是否找到了贺麟翻译的《小逻辑》第一版，我说尚未找到。半小时后，先生见到蓝云，请她继续找那本书，并寄给我保存。此事的缘由是这样的，大约一年前，我和先生在庆余别墅他的居所，谈到《小逻辑》的不同版本。我告诉先生，贺麟译本，我喜欢第一版——以其“总念”翻译思路，我不喜欢其后的版本——因受列宁哲学笔记之影响太大。可惜，我遍寻第一版而不能得到。先生说我应去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保存的《小逻辑》，那是商务1955年的第一版。

　　　　继续我们的纸和笔的交谈。先生问我最近思考的问题。我写：“西方‘法治’在中国传统内，需要寻求文化表达。我希望将来研究此问题。‘民主’和‘自由’，是可以有不同文化表达的。”

　　　　大约二十天后，我和妻子再度去上海探望先生。仍以纸和笔交谈，我写：“可是我仍担心您的思想会如顾准的一样，被吹捧多于被深切理解。”先生点头说这也正是他想到的并且最担心的。我继续写：“19世纪的人文精神的外在特征——宽容、自然。20世纪的革命遗产——偏激、扭曲。21世纪若有自己的什么，也是现在极难确定的。”先生拿着我写的字纸，仔细读，然后表示同意。

　　　　稍后，护士来为先生做输液的准备工作。先生回床上躺着，指示我坐在床边椅子上。良久，时间接近中午，我和妻子向先生道别。先生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让我握住。手是凉的，他说：“等我出院了就去杭州看你们。”我说：“一定，我们过几天还来看您。”不等我说完眼泪就涌了出来，迫我不能回头，走出病房。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不应上调

　　　　这是一个老话题，经济学家，如果照搬教科书，直接就会告诉你：供给总量固定不变，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所以，价格应当上调。

　　　　按照我的观察，“教科书经济分析”（接近于“套套逻辑”）有正确的部分，就是“供给总量不变”这一假设。春运期间虽有班次的增加，但相对于成倍增长的需求而言，不妨仍假设供给总量“不变”。这一分析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部分，至少有下列诸项：（1）没有考察“派生需求”的行为，（2）没有区分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并且由于这一差异，（3）我们应采取虽然过时但此处仍适用的福利经济学视角，来评价春节期间火车票的官方价格上调的效果。最后，（4）忽略了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各种替代服务对不同群体的客运服务需求的替代效应的差异。

　　　　这里所谓“派生需求”，就是通常所称的“黄牛”，他们的行为特征有二：其一，购买的火车票数量远比普通需求者更多，因此他们的人数虽占比重很小，却可构成需求量的相当大的部分。其二，他们购买车票是为了以较高价格卖出车票，因此，他们的需求——马歇尔称为“派生需求”，当原生需求弹性很小时，可以容忍更大的票价上涨。在马歇尔提出的“派生需求”四定律当中，这一定律最适用于这里的情形。

　　　　我曾（在《财经》杂志）介绍过以邮票、次级市场内流通的股票、香港楼市与文物古董为“供给总量不变”的案例而发生的经济分析，但这些物品与春运期间的客运服务之间，有一种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是“耐用品”，后者是一次性“消费品”。派生需求者如果预期耐用品的价格将上涨，他们的理性行为可以是在价格尚未上涨之前“囤积”这类耐用品，以便在未来某一时期高价出售。不同于耐用品，一次性消费品不能被多次使用并且其使用价值不能被带到未来某一时期。因此，派生需求者能够预期的是，以购买“出售期权”（puts）的方式，提前购买一次性消费品的出售权——在较低价格水平上，然后，在“交割期”内以较高价格转让这些一次性消费品，假设原生需求弹性很小。

　　　　其次，我们应考察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事实上，需求群体的构成发生了极大改变。春节期间回家探亲的群体——设为“原生需求A”，主要成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从外地来的“白领族”——设为“群体A”。春节以外期间的需求群体——设为“原生需求B”，主要成分是“出差族”——设为“群体B”。群体A与群体B当然有重合（交集非空），这里的分析也适用于“交集”内的成员，因为这些成员在春节期间和春节以外期间的行为发生了重要改变。群体A，与群体B相比而言，不仅春节期间除了回家之外便“无家可归”，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较少可能使用火车客运服务的替代服务——私人汽车、飞机、公路长途车、船舶运输。从而，原生需求A与原生需求B相比而言有下列两项重要差异：（1）前者价格弹性很小，后者价格弹性较大；（2）前者数量巨大，后者数量较小。

　　　　因此，如果把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加以集结（即对应于每一可能价格的需求曲线A与B的相应数量之和），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一需求曲线的特征是：（1）弹性很小；（2）总量巨大。

　　　　以上分析意味着，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的主体是群体A。如果客运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那么，政府的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政策就应主要考虑价格上调给群体A带来的福利后果。

　　　　在我们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问题之前，还应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忽略警察努力程度的变动对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派生需求”群体行为的影响。根据我的观察，警察的实际努力程度在春节期间，如果分摊到每一“黄牛”（假设已被“取缔”）身上，即使不是降低了，至少也不会有显著的增加。因此，对于“黄牛”们，只要不被抓住的概率与预期利润之乘积大于车票期权投资的机会成本，就应当进入市场，由于这一概率不会在春节期间有显著增加并且由于预期利润将有显著增加，故投机行为是理性的。

　　　　假设“黄牛”们的努力因增加了的预期利润而增加，并且如上述，假设并无相应的风险增加和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假设春节期间群体A购买火车票的努力——排队的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又假设排队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延长，故诱致群体A内更多成员转而从“黄牛”们那里购买火车票。我推测，压制“黄牛”们的投机行为，似乎是官方客运票价在春运期间上调的主要理由。可是，这里的分析表明，这一理由很可能是基于一种错误的或被误导了的经济分析。

　　　　价格上调的另一后果，显著地超过了它对派生需求的影响，就是它对群体A的福利水平的影响。由于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由于他们不得不承受“黄牛”们转嫁的成本，由于他们原本不属于城市里的高收入阶层，这样，他们的福利水平将因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调而降低。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赞同目前铁道部发布的“维持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不变”的政策。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从大学教师没有办公室说起

　　　　杭州下沙大学区当真是很大的，而且享有一条专用快速公交车道，贯穿了杭州东西两端。据说，从城里，三十分钟畅通无阻抵达下沙，车票只要四元，同样的路，出租车要五十元以上。这里分布着几十所大学和学院，数万教师，数十万学生。

　　　　最近，一些偶然的场合，我和几位在那里教书的朋友聊天，得知他们在大学都没有办公室。可是，例如浙江工商大学，占地面积与北大校园相仿，办公楼群沿林荫道排列，大有“一望无际”的感觉。那里的教师怎么可能没有办公室？

　　　　在我们的大学里——不论你引用历史的原因还是引用政治的原因，反正，在我们的大学里，多年以来形成了两个群体。其一称为“行政人员”群体，其二称为“教学人员”群体。在这两群体之上，是所谓“大学管理者”，或国内俗称“大学领导”，他们可以来自行政人员群体也可以来自教学人员群体，还可以来自校外，总之，他们的调动，由人事和组织部门负责。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以我的观察，一旦进入到大学管理者群体，他们的行为总是更接近行政人员群体的行为模式而不是更接近教学人员群体的行为模式。有例外，例外有代价。某大学的某副校长就是例外，代价是，他永远成为大学的一件“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