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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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亟⒉匾┲埔┏У鹊取Ｌ乇鹗窃谥忻灞呔秤忻亩酒贰敖鹑恰钡厍阎煮克诘呐┏「脑斐芍帜实呐┏。⒔⒛始庸ど撸〉米吭匠杉ā５�2001年，已帮助1万名农民种植3333顷柠檬，每年为原本赤贫的农户增加1500元收入。这项工程已影响到缅甸境内的掸邦大批原来靠罂粟谋生的农民改种柠檬或香蕉等其他作物。此项工程得到中国禁毒部门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充分肯定。
有些贫困地区的受益者脱贫之后自己也独立创业，并转而加入光彩计划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计划所覆盖的地区传播了新观念、科技知识以及公民权利、儿童权利、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和环保意识，大大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2000年，光彩协会取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特别咨商地位。2001年，与经社理事会共同发起在北京举行“21世纪光彩事业国际研讨会”，有来自20个国家的40名代表参加。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香江社会救济基金会与翟美卿
２香江社会救济基金会与翟美卿
2004年， 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5000万人民币建立了香江社会救济基金会，并根据新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在民政部注册。这是第一家被批准直接在民政部注册的私人企业建立的基金会。同时，香江集团总裁兼基金会会长翟美卿以对扶贫的特殊贡献得到国务院下属的扶贫基金会的表彰。在获得表彰的人士中她是唯一的民营企业人士。
香江公司是翟美卿同她的丈夫刘志强于1990年创立的企业，从家具发展到家装，再到房地产，同时也拥有号称是中国最大家庭装饰企业之一的金海马公司。香江公司购买大量广东开发银行的股票，成为第一家介入国有金融机构的私人企业。这家企业还是守法纳税的模范，其下属企业经常受到当地政府表彰。香江集团董事长刘志强拥有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项头衔，同时也是上述“光彩协会”的副会长；翟美卿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并于199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妇女”之一。香江集团从一开始就投身公益事业，尤其是教育，其捐赠随企业的发展而增加。除了向现有的青基会的项目（如希望工程）捐赠外，还为特殊领域的教育建立专项基金。在香江基金会成立之前，该集团的各项公益捐赠已达2亿5000万人民币，其中近9000万用于在各省的贫困地区开办扶贫企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３阿拉善治沙基金会
2004年2月，由10家企业家代表集会发起成立治理沙漠基金会，取名“SEE”，是英文society（社会）、entrepreneur（企业家）、ecology（环境）的缩写，取意为企业家担起对社会和环保的责任。发起人是一批中国知名企业家，包括国营和民营企业。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及多种生物和文化的生存。目标是动员100家中国企业作为发起者，每家每年捐10万元，连续10年达到1亿。该基金已取得意大利政府支持，允诺捐助1000万欧元，约合1亿人民币。这一创意最初来自少数曾经访问西部的企业人士，他们为千里不毛之地，特别是内蒙古的沙漠化所震动。其中一名民营企业家宋军首先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湖边开创事业，决心在那里长期从事治沙工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5年。显然，这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及。他的精神感动了其他企业家，一项创意逐渐浮出，于是有了2004年2月之举。现在已按照计划，得到百名企业家作为发起人，如期于2004年6月5日联合国环境日正式成立基金会。这是全国性的组织，但是为注册方便，在阿拉善地区民政局注册。
这当然不是第一个致力于治理沙漠的组织，例如2003年底林业部主管的绿化基金会就设立了“防治沙漠专项基金”。不过那主要是政府行为，其任务主要是提供信息和咨询、推广经验和向各方筹集资金，而阿拉善基金会则是第一个由企业界自发创建的基金会。它虽是非营利性质，却不是捐赠型的。在已有的个别实验成功的基础上，计划中的运作方式是用种子资金在阿拉善沙漠地区建立种植园，引导当地农牧民种植一种特殊的有利于改善沙漠环境的梭梭树，同时利用寄生于这种树上的肉苁蓉，制造食品加工工业。这样，既可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又可以转移过度放牧对草原的破坏，从而在当地环境、当地人民生活和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之间建立良性循环。
这一计划尚在发起阶段，科学家和专家们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其计划如何实施，在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尚需时日证明。无论如何，这样大批的企业家能聚在一起对这样一项计划达成共识，已属难能可贵，表明一种进步的观念已得到大家的认同，不但是环保意识，还有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整个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强调公益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同意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代公益事业是人道主义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并且将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能力融入推进人类福祉的事业中。令本书作者感到欣慰的是，据《公益时报》对会议的报道，在发起会议上，不止一人发言中提到从《散财之道》（本书第一版书名）一书中得到启发并为他们的论点找到依据。
以上只是少数突出的、带有开创性的事例，当然不能概括目前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形形色色的企业公益事业。这种发展与政府政策的演变是分不开的。尽管中国的非公有企业差不多与改革开放同步，而且一开始就显示出茁壮的生命力，对国民经济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政府对它的承认是经过曲折过程的，其合法地位直到２０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确定下来。2004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一次明确保护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显然，作为私人企业从业人士，在自身的地位和财产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是不可能放心进行公益捐赠的。企业公益捐赠的蓬勃发展基本上从90年代后期开始，也说明这一点。自21世纪开始，出现了“企业公民”的观念，在不同的组织发起下，已经举办过多次“企业公民论坛”。这一趋势说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正在加强，并且把个别的慈善行为与群体对社会的责任联系起来。毋庸赘言，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前面所举成功的事例都是与政府的支持、理解和鼓励分不开的。现在仅仅是开始，要使私人或企业的公益事业遍地开花，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还有赖于各方面观念的进一步更新，有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现在进行公益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这样为媒体所大肆宣传报道，国家对此设立各种表彰和奖项，其本身就说明这项事业还处于初始阶段，没有成为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事物。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宗教团体
（三） 宗教团体
１爱德基金会
宗教团体从传统上讲，慈善活动应是题中之义，不过传统的慈善布施之类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有一家基督教基金会值得一提，那就是爱德基金会。它是著名基督教领袖丁光训于1985年创立，惟一经过官方批准公开接受外国教会和宗教人士捐赠的中国基督教基金会。这一组织开办资金为65000美元，到2000年资产已达600万美元。它支持的项目覆盖面极广，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教育、盲目症防治与复明、赈灾、城市社区建设与乡村发展，地域遍及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爱德基金会可算是中国最大的有基督教背景的、从事公益事业的独立非营利组织，且得到政府的充分认可。它接受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家以上的教会团体的捐赠，主要是西方国家，也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三、 联合机制的出现
目前中国还没有美国“基金会理事会”或“基金会中心”那样的组织。不过近年来已经出现向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协调性质或咨询性质的组织、中心和刊物，发起者既有官方也有民间。广义的“非营利组织”和特定的公益性组织正在形成一个专门领域，这是值得注意并令人鼓舞的发展。比较重要的全国性的组织和刊物如下：
１ 《公益时报》
2001年民政部所属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创办的报纸，每星期三期。这是中国第一张专门致力于公民与公共福利事务的报纸。其宗旨是一方面提供需要帮助的人群和情况的信息，另一方面报道有关公益慈善的活动、组织和人物，从而宣传和推动全社会各方面关心公益事业。报道的内容包括个案事例的深度报道、有关的政策法规指南、各种组织介绍、互助活动、社区服务等等。除其他版面外，报纸还设有“企业公民”专栏，刊载企业界人士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的认识的讨论，提出如何最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见解，并重点报道突出的企业公益活动。报纸不仅起到传媒的作用，而且也是组织活动中心。它已经出面组织了多次研讨会。自2004年起举办“公益论坛”，讨论与中国公益事业有关的一系列议题和存在的问题。根据不同的议题邀请有关学者专家与实际工作者共同讨论。
尽管该报纸隶属于政府部门，它的立意有浓厚的民间色彩，表现出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使命感。２００４年６月，在该报三周年纪念之际，还出了以人权为主题的专刊，其中以大量篇幅摘登了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论坛上众多学者的发言，内容主要是把保障人权写进新修改的宪法的重要意义。这些发言内容的新意在于强调人权的核心是人的尊严和公正，与公益事业相关的是，特别强调法律救助以帮助公民维权的重要性。这家报纸也讨论公益事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所有这些，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还是属于比较前沿的话题和理念。
２ 中国 NPO 信息咨询中心
最初，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下有一个非正式的、松散的非营利组织联合会，主要是互通信息，就共同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2001年正式改组为目前的形式，即“中国NPO信息咨询中心”，其创办人和主任就是原来的自然科学基金会会长商玉笙，一位退休物理学家。该中心在工商局注册，其主管单位是经贸部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促进会”，不过后者不介入其工作。
顾名思义，“信息咨询中心”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以便互通信息，共享资源。为此，设有内容丰富的面向全国的网站。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培训人才。非营利组织的专业人才在中国几乎是空白。这项工作在2000年已经开始，2001年对全国NPO的需要做了一番调查之后，进一步有系统地开展培训工作，分专题开设系列讲座，并围绕不同主题举行研讨会，主题有： NPO 公共管理、负责人的高级训练和研究以及NPO专业人员的能力培养和训练等等。讲课人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以及国外。目前与美国的麦克里兰基金会（The Maclellan Foundation）有一项合作培训计划。鉴于当前中国问责制的问题比较严重，该项计划专门设立了关于“问责制”的课程。此外，它还为北京一些组织提供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的平台，有时也组织一些国际研讨会。它经常发表研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