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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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西德的情况，见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在美因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群体经验》，Ｆ。
波洛克编（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１９５）特别是第５４５页以下。亦见卡尔。科恩《被管理的世界中的语言》（法兰克福，海因里希。舍弗勒，１９５８）有关德国的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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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言论不是恐怖主义的。看起来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接受者相信或被迫相信他们得知的东西。这种巫术－宗教仪式的语言的新格调是，人民并不相信它或不关心它，然而却据之行动。人民并不相信一个操作概念的陈述，但这个陈述在行动中——在已做过的工作中，在买卖中，在拒绝听别人所言中——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
如果政治的语言趋于成为广告的语言，因而沟通了这两个形式上很不相同的社会领域，那么这种趋势似乎表明统治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成为技术社会一个孤立的独立职能。
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政治家的权力已经减少，恰恰相反，他们为了满足权力欲而进行的挑战越是全球性的，全面破坏的逼近也就显得越正常，他们越有更大的自由来摆脱有力的公众统治。
但他们的统治已经结合进公民的日常工作和休息中，政治的“象征”也成了工作、商业和娱乐的象征。
语言的变迁和政治行为的变迁是相平行的。在推销避弹所的休息娱乐设备时，在竞选国家领袖的候选人的电视演说中，政治、商业和娱乐完全结合起来了。但这种结合是欺骗性的，命中注定是不成熟的——生意和娱乐仍然是统治的政治。这不是悲剧之后的讽刺剧，也不是悲剧的结束——也许。。。。。。。。
悲剧刚刚开始。
作为这仪式牺牲品的将不是英雄，而是人民。
全面管理的研究
实用的大众传播只是单向度世界的外层，它训练人们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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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１０１
记否定的东西，或把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东西，这样人们就能继续发挥自己的功能，虽被贬低，却心安理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并不妨碍同既定现实的精神协调。所造成的事情是对思想本身及其功能和内容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义。个人同其社会的协调深及心灵的各个层次，对概念的详尽阐释旨在理解既定现实。这些概念来自思想传统，被转换成操作术语。这种转换削弱了思想的否定力量，从而缓和了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
这就是哲学的发展。为了表明它同传统决裂的程度，分析将不得不日益成为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正是脱离具体社会最远的领域，恰恰最明显地显示了社会征服思想前程度。
而且，分析将不得不返回到哲学传统的历史中，并试图统一趋于分崩离折的各种倾向。
然而，在深入讨论哲学的分析之前，作为向更抽象的理论领域的过渡，我想简单明了地讨论一下经验研究的直接领域的两个（在我看来有代表性的）例子，并直接涉及到作为发达工业社会之特点的某些状况。
语言的问题或思想、语词、概念的问题，语言学的或认识论的分析，都是应加以讨论的妨碍做出明确学术区分的问题。纯语言学的分析同概念的分析相分离，这本身就是思想改变方向的表现，在以下几章我将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为了给以后的哲学分析做准备，必须先对经济研究进行批判。
有鉴于此，初步陈述一下“概念”
一词的用途来指导这一批判，可以作为一个导言。
我们用“概念”来标示某种事物的精神表象，这种事物是被当作一个反映过程的结果来理解、领会和认识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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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可以是日常实践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种状况、一个社会、一本小说。不论在何种情形中，如果它们被领会了，它们就成了思想的对象，这样一来，它们的内容和意义就与直接经验的现实对象相同一，但又不同于这些现实对象。
“同一”是就概念指示着同一个事物而言的；“差别”是就概念是一种反映的结果而言的，这种反映联系到（或根据）其他并未出现在直接经验中而又“解释”这一事物的事物，来理解这一事物。
如果概念并不标志一个特定的具体事物，如果它一直是抽象的和一般的，那么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单是一个特定事物，还有某种一般的条件或关系，这种条件或关系对这一特定事物是根本的，并且决定着它作为一个具体经验对象而呈现的形式。如果任何具体事物的概念都是精神分类、组织和抽象的产物，那么，只有当这些精神过程在某一般条件和关系中重新构造特定事物，因而超越它的直接现象而超于它的实在性时，这些精神才开始去理解。
同理，一切认知的概念都具有一种及物的意义：它们超。。。。。
出了描述性的指称特殊事实。而且，如果这些事实是社会事实的话，那么认知的概念也超出事实的任何特殊语境——进入这个社会所依据的过程和条件，而这些过程和条件深深触及到一切具体事实，塑造、维持并毁灭这个社会。认知的概念由于涉及这一历史的总体，便超越了一切操作的语境，但它们的超越是经验的，因为这种超越使可认识的事实成为它们真正的样子。
这种意义对操作概念的“超越”
，解释了事实得以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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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限甚至欺骗的形式。因而解释了概念与直接事实（具体事物）
之间，指称概念的语词与指称事物的语词之间的张力、差异、冲突；解释了“一般概念的实在性”观念。同时也解释了这样一些思想方式的非批判的随和的特点，即把概念当作精神计策，并把一般概念转换成有特殊的客观指称的术语。
如果这些被贬低的概念支配了对人类现实的（个人的或社会的，精神的或物质的）分析，那么，这些概念就达到了一种虚假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脱离了构成它的实在性的条件。在这种语境里，对待概念的操作态度，具有了一种政治功能。在疗法的意义上个人和他的行为——适应他的社会——受了分析。思想和表现、理论和实践不得不同他的生存事实保持一致，而没有对这些事实进行概念批判的余地。
如果概念性思维在方法上被限于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内来探索和改进现存社会条件，即限于工业社会学、动机研究、市场和舆论研究上，那么操作概念的疗法特点就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既定的社会形式是而且仍将是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参照系，那么这种社会学和心理学就没有任何运行不正常的东西。如果有良好的劳动管理关系，而不是恶劣的关系，如果有愉快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不愉快的工作条件，如果消费者的欲望与商业和政治需要之间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那么这就是更人道的而且更丰富的。
但是，如果现存社会在保持这个参照系的同时又成为那种针对这个社会根本结构的批判理论的对象，体现在一切特殊事实和条件中并决定着这些事实和条件的地位和功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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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种社会科学的合理性就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显示出来。
于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特点就成了显而易见的，如果想精心阐释完全认知的概念，就必须超越实证的经验主义虚幻的具体性。疗法的和操作的概念之所以虚假，乃在于它孤立了事实并使事实原子化，使它们稳定在压抑性总体中，并把这个总体的术语当作分析的术语来接受。于是，一般概念向操作概念的方法论转化，成了对思想的压抑贬低。
①
我想举一个工业社会的“经典”例子：对西方电力公司霍索恩工厂劳工关系的研究。
②这是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进行的一项老研究，自那时以来，方法已经大大精确化了。但在我看来，方法的实质和作用仍是一样的。而且，自那时以来，这种思想方式不仅已经扩及到社会科学的其它分支中，扩及到哲学中，而且它还帮助塑造了它所关心的人类主体。这
①在机能主义理论中，分析疗法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并未出现；它被概念（“体系”
、“部分”
、“单位”
、“项”
、“多样结果”
、“功能”）的抽象一般性所模糊。
这些概念在原则上可应用于社会学家所选择的作为他的分析对象的任何“体系”——从最小的集团到现存社会。实用的分析被封闭在所选择的体系中，这个体系本身并不接受批判分析，因为批判的分析要超越体系的界限而趋于历史连续体，使得体系的功能和反常功能表现为它们现实的样子。因此，机能理论显示出错误抽象的荒谬。它的概念之所以获得一般性，靠的是抽象掉一些根本的性质，而正是这些性质使体系成为一个历史的体系，并使其功能和反常功能具有批判－超越的意义。
②引语搁自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７）。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中精彩的论述（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第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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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操作概念的目的在于改善了的社会控制的方法上：它们成了管理科学的一部分，人际关系的一部分。
《劳工看劳工》中记述了一位汽车工人的话：
经理们“不能把我们阻挡在纠察线上；他们不能靠伸手硬拦的策略来阻止我们，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人际关系’，以便找到阻止工会的办法。”
在调查工人对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抱怨时，研究者偶然碰到这样的事实：这些抱怨的大多数说法都包含着“模糊而不确定的用语”
，缺乏对“公认的标准”的“客观指称”
，而且具有的特点“本质上不同于通常与共同事实相关的性质。
①换句话说，表达抱怨的一般说法是，“盥洗室不卫生”
，“工作危险”
、“计件工价太低”。
在操作性思维原则指导下，研究者们开始转换或重新概括这些表述，把它们模糊的一般性还原成特殊的指称和术语，标明产生抱怨的具体情况，从而“精确地”描绘出“公司的状况”。
一般形式被分解成鉴别产生抱怨的特定操作和条件的表述，并通过改变这些特定操作和条件来消除抱怨。
例如，“盥洗室不卫生”
这一表述被转换成“在某某时候，
①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７）。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１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