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的行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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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分配。专业生产是有的：农植的农植，织布的织布，家务的家务，产品由长者分配，是一种交换形式。然而，在这旧家庭内，分配的准则不单是按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值，而是边际产值加上不同辈分的权利划分。要维护一个家庭的权利结构，礼教划定长子比次子有较大的权利，男重于女，老婆胜妾侍等等。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的排列礼节是辈分划分的通告。是好是坏，这样的家庭存在了几千年。一家之内有交换，但没有市场。家与家之间是有市场的，但对人民生活的决定性远不如今天那样重要。　
离开了家庭内的专业生产而交换，也不一定需要市场。回顾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其结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毛主席是一家之长，干部有等级权利划分，人民由中央或地区政府分派专业工作，其所获的分配由政府按等级权利及其他准则决定。原则上，这些准则可以与市场的准则（私有产权与边际产值）有同样的效率，甚或胜之。政府分派专业与分配产品也是一种交换，在原则上其效果可以与市场的相同。我说过了，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的话，有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关系，有没有市场也没有关系。　
问题是，真实世界是有交易费用的。市场的形成（或任何制度的形成）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我们于是要问：市场引导的交易费用与中央领导的交易费用有什么分别？哪方面是比较高或比较低呢？　
天生下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要有不同的权利划分。市场以私产划分权利，毛主席的中国以等级划分权利，二者的权利划分与保障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呢？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我没有答案！私有产权的界定与保障，费用相当高，单看今天香港或美国等地的司法（包括律师）费用就非常可观了。四十年前的中国，法律的费用很低，但有较大的政治费用：权力斗争的费用，背诵《毛语录》的费用等。这些也非常可观，也是界定与保障权利的费用。　
在权利划分（界定）与保障的角度看，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我不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界定私产的费用比较低。但那是因为有其他的交易费用，使非私产的国民收入下降。　
市场引导专业生产而交易与政府领导专业生产而分派交换的主要交易费用的分别，是讯息费用。市场的基本权利局限是私产（将详述于本书卷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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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产的持有者决定，而这决定的主要引导讯息是市价。　
且让我从高斯（R。Hase）的一句话说起吧。高斯说：「要真的知道一个人对某物品的意欲，唯一可靠的办法是要这个人出价。」当然，一个贫穷的人，与富有的人一样，其意欲的表达是要受到财富或收入的局限约束的。没有局限的意欲是无限的；真实世界有局限。　
穷人不够钱，其出价往往比富人低。然而，穷人出价在市场买到的物品，其价一定比富人愿意出的为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好些城市推行牛奶的价格管制。支持这管制的人说：「富人有钱买牛奶给狗吃，而穷人却没有钱买牛奶给婴儿，所以牛奶之价要被管制在市价之下。」但我们不难想像，穷人可能买牛奶给狗吃，而富人却不愿意多买牛奶给婴儿。香港李嘉诚先生的财富比我的高出何止千倍，但我拥有的照相机应该比他拥有的多而贵。诚哥要在拥有照相机的比赛上胜我易如反掌，但他就是不愿意出价。他怎样说喜欢照相机也没有用，不出高价就作不得准。我说怎样不喜欢照相机不足为凭──我出高价，减少其他消费，是表达了我的意欲。　
市场的讯息运作，主要是靠市价传达的。我出价购买一件物品，无论怎样微不足道，总会微不足道地影响了市价。这是因为若有足够的人像我那样做，该物品的市价就会上升了。　
好些年前，海耶克（F。Hayek，1899…1992）与佛利民（M。Friedman，1912…）就在上述的重点上发挥，指出市价的讯息传达对资源使用的效能。一个人要专业生产什么，他的比较成本优势何在，他的兴趣在哪方面，有市场他就会看市价来作决定了。我们的社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每个人的所知与其他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看市价作决定，购入或沽出，或选择专业，所有的人的所知就会集中在一起，协助市场的运作。　
一九六三年暑期，在加州一个小镇一所大学的小室内，我第一次遇到佛利民。在场有十多位教授，只有我一个是学生。一位教授问：「私有产权为何重要？」佛老答道：「如果我知道一块巨石上奇怪地可以种出珍贵的水果，那石块若不是我的私产，我不会做什么，也不会向政府通报。但如果那块石是我的，我会种出水果而沽之于市，无论我怎样守秘，我所知的某部分讯息就会在市场上传出去。」　
五年后在芝加哥大学旧话重提，再与佛老谈论市场的本质，他指出没有人喜欢认错，但在市场作了错误的决策是不需要认错的：产品不合于市，生产者卖不出去，要亏损，就是惩罚，这惩罚是快而又有适当的轻、重之分。我当时补充说，人的决策不可能永远不错，往往要从错的经验学习。但错有大错与小错之分，从小错学习要比从大错学习对社会有利。以个人或商业机构为单位的市场，其决策的错误损失远比政府的错误损失为小。　
私有产权是市场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是卷三的后话。这里要说的是，虽然市场是讯息的传达中心，其讯息不一定正确。自私的行为可以刻意误导，可以造假价，而有时因为市民的无知，牛群直觉（herd　instinct）的现象可以出现，一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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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地中市场之计。股票市场有时发神经地大上大落就是例子。　
月有阴晴圆缺，因为人的自私与无知，市场的运作永远不是课本上所说的「完善」。然而，英谚云：「我们不能永远地欺骗所有的人。」自私与无知所引起的讯息不足的现象，一般不能持久。问题是市场有多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欺骗方法，而人与人之间也有不同的善忘程度，所以那所谓「不完善」的市场现象层出不穷，永无止境。这些都是后话。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非私产的如中央分派专业与分配所得的制度中，缺少了市价的指引，讯息费用就变得高不可攀。最精明的政府也不可能知道社会每个人的比较成本优势，更何况在中央分派工作的情况下，人际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无日无之。另一方面，没有市价，要生产什么、产量多少等取舍，就真的如瞎子过河了。我要把高斯的观点加强：要人们表达意欲，强逼他们出价！　
以下的几个结论是可靠的：　
（一）市场的形成，是为了减低讯息费用。但因为人的自私与无知，这些费用永远不是零。「完善」的市场永远不存在，但因为交易（包括讯息）费用无可避免，是局限，「无效率」的概念不能自圆其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跟其他制度一样，没有交易费用不会形成。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但这只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局限条件不同，效率的排列不可以从「有」或「无」的角度看。　
（二）私有产权与政府领导是合不起来的。私产一定要有自由转让权，这就是在产权的局限下有选择其使用的权利。不是因为没有私产所以要政府领导，而是政府要领导就要废除私产。但产权的界定与保障有不同的程度；政府的策划有不同的层次。那所谓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是常见的不伦不类的例子。　
（三）中国旧家庭的没落可不是因为旧文化或旧礼教先有改变，而是因为工业的兴起促使专业与市场的扩大。中国老早就有私有产权，但在旧家庭中，产权主要是在长者之手，后辈的以礼教排列权利。农业为主的社会，以旧家庭为基础的市场主要是家与家之间。　
工业兴起，专业增加，子女要离家工作，个别子女逐渐变为私产的拥有者。市场的范围扩大了。旧家庭变得不合时宜而遭淘汰，迫使我们的旧礼教成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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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受价的行为　
受价（price　taking）的行为没有多大变化。市场之价是什么，出售者就照价而沽，没有其他选择。从价格行为的角度看，受价并不精彩，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但为什么一个出售者要受价，没有选择价格的空间，却不是肤浅的问题。　
受价，是因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要是这曲线向右下倾斜，高价多卖一点，低价少卖一点，出售者就要觅价（price　searching），考虑高一点或低一点可能带来的不同利益。　
传统的分析是这样的。一样物品的个别顾客的需求曲线皆向右下倾斜。数以千计的个人需求曲线，每价加量（向右横加），得到的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如果市场的需求者甚众，而供应者也多得很，虽然市场整体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但一个供应者所面对的，只是这曲线上的一小点。把这小点放大拉开来，这供应者面对的是一条近于平的需求曲线。　
这样看吧，以纵轴为价，横轴为量。假设整个市场的横轴每公分代表一万个单位。但一个微不足道的供应者，自己面对的量的横轴，每公分只代表十个单位，那么这供应者的横轴，是市场的横轴拉阔一千倍。这样，面对这供应者的需求曲线是近于平的。不可能绝对是平，但近于平。因为近于平，这供应者就不考虑选择订出较高或较低之价：他按市价出售，受价（price　taking）也。　
面对一条需求平线，出售者之价若高于此线，一点也卖不出去。价低于此线呢？有两个解释出售者不会那样订价。其一是依照需求平线之价，他要卖多少就卖多少，而他决定的产量，是市价等于他的边际生产成本。其二，要是这个出售者的生产成本与其他的竞争者相同，订价低于市价他就要亏本而关门大吉。　
我们不要吹毛求疵地批评上述的分析。虽然在真实世界中，一丝不改的受价行为不多见，但环绕市价的或加或减的行为很普遍。在真实世界中，受价与觅价的区别是程度上的事。从完全没有市价指引而觅价到一丝不改地跟市价之间，有一块很大的广场或灰色地带。分析问题或现象，灰色地带容易引起混淆，我们不妨简化地从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入手，而这极端的选择，是要看问题的本质来决定的。　
比方说，一般而言，农产品、矿物、材料等市场，应该归纳在「受价」那方面，但香港这几年的两次「鸡瘟」发生时，鸡价的升降是「觅价」的问题。又比方说，咖啡的批发市场历来是「受价」的，但数十年前，盛产咖啡的巴西，赌了期货的官员竟然协助「造价」，搞得声名狼藉。　
话虽如此，我对上述的传统受价分析有质疑。我认为这分析的主要困难，是过于重受价市场需要有众多顾客及众多供应者。换言之，我认为受价的主要成因，不是因为一个供应者只占市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觅价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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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供应者或垄断才会发生。且让我从《博弈理论的争议》一文内谈到的一个故事说起吧：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吧。我从赌城拉斯维加斯驾车到三藩市去，路经之地全是沙漠。天大热，摄氏四十多度，汽车没有冷气，口渴之极。车行了很远都四顾无人。后来到了一个地方，见有五、六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