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251-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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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只需要在所有事情当中选择对他们最具吸引力的事情，就能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甲打棒球而不是踢足球；乙写小孩看的恐怖故事而不是写美国史著作；丙当电视主持人而不是管理一家工厂。美国进口亚洲生产的衬衫，亚洲购进美国生产的谷物，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最佳方式。比较优势以及因之产生的效率，不是在黑板上发现的，而是通过产权在现实市场中的交换发现的。
在大多数这类决策中，相对价格提供了基本的信息。对于我们能从事的不同任务，我们要考虑我们的能力和能获得的报酬，我们选择某个工作，是我们认为它能最大程度地推进我们感兴趣的事业。比如，学生们想知道他们的政治学学位、护理学学位和哲学学位将来会有怎样的职业生涯和发展机遇，也想知道它们有哪些局限性。这些想法都不意味着他们单单看重价格，或者说他们学某个专业“只是为了钱”，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会这么荒谬、这么令人无法忍受；而是说在其他因素等同的前提下，相对价格会影响人们的决策。美国的服装店发现亚洲货比国内生产的同样质量的衬衫便宜。亚洲农民选择不种麦子，是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种的麦子不能比市场上的美国麦子卖得贵，那么，再怎么种也挣不到令人满意的生活。简言之，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为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最廉价的方式就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这样，他们不断互相合作和互相调节的过程就构成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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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经济增长：专业化、交换和法制
无论你相信与否，纵观人类历史，除了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以外，贫穷几乎一直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例外。所以，经济学的一大问题就是什么东西使一些人富了起来，而不是问什么东西让人们一直很穷。为什么在差不多300年前，位于亚欧大陆西北角的几个国家突然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增长的进程？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为什么在欧洲先发生？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欧洲以外只在那些建立在欧洲遗产上的国家发生？
寻求经济增长的解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亚当？斯密考察了18世纪末的情况，并在《国富论》第一章中总结道：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换句话说，财富来自分工引起的产量大幅增加。经济增长是商业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从事专业化活动，并靠交换生活。
19世纪研究经济增长的最杰出学者用的是另一套术语，但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把18世纪发生在某些国家的巨大产出增长归因于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马克思用“商品”一词指称那些资本家为了营利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的产品。当然，分工全面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之后，事情的确是这样。斯密所谓的商业社会在马克思那儿叫作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你认为马克思对这样的社会不会说什么好话，那么请看他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写的《共产党宣言》（The munist Manifesto）：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马克思认为，他看到了一个以资本私有和为营利而生产为特征的社会的深刻缺陷，这个缺陷最终将摧毁这个社会。但是他并不怀疑这个社会生产财富的能力。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社会的物质成就已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观察到的成就相形见绌了。
鼓励专业化和交换的规则的演进
但是，不能说这些国家只是通过专业化就富起来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专业化真的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你肯定会问，让每个国家都采用劳动分工的办法，这样不就都能富起来了吗？答案是，那些“国家”实际上不能“采用”像商业社会这么复杂的体制。个体也做不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章中简洁地阐明了他的观点：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
分工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的，没有人设计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甚至没有人想过要设计它。独立的个体希望从专业化中获得好处，所以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进行专业化的活动。他们的决策使他人的决策变得更容易。同时，人们逐步完善社会制度，使交换变得更加容易，交易成本逐步降低，人们也从中获得了更多利益。
货币就是这些制度之一，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制度，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但是，尽管重要，货币制度其实并不是被谁发明的。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一样，货币体系也是在个体推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业，以及与他人的合作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亚当？斯密的老师之一，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他1767年出版的著作《论市民社会的历史》（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当中正确地论述道：“国家偶然发现了现存的社会体制，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并不是人类任何计划的推行”；人类社会常常经历“最伟大的变革，其中没有一个变化是人的计划”；甚至政府官员也“总是不知道他们会用他们的计划把国家引向何方”。
这不是说有远见不重要，更不是说政府无法为经济体系的成功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亚当？斯密肯定不相信这些。他坚持认为，只有“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才有广泛专业化的发展，产量的增加，以及“全面富裕”。政府必须维系一定的条件，让商业社会得以发展。斯密在1755年的一份手稿中指出（这份手稿成为后来《国富论》的基础）：“从最卑下的野蛮行为演变到最高级的富裕状态，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只要和平、税赋较轻、政府有相当的公义即可；其余的事都由事物的自然过程产生。”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第一章介绍的重要概念——游戏规则，以及它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特征——明确界定并得到充分保护的产权。如果没有对产权的合理保障，人们就不会为将来投资，也不会制订什么有用的计划或是创立某种昂贵的事业。这意味着，在实践当中，政府至少必须保护社会成员免遭他人盗窃和抢劫，维持一个相对公允和可预测的司法系统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并保证政府不会掠夺公民财产或独断专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以“法制”为特征的社会里生活了一辈子，却常常不知道政府很少能达到这些标准的要求。
合理保障的产权及其重要推论——产权交换的自由是商业社会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有效地合作，创造并利用各种资源以满足彼此的需要，经济才会增长。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贫困就不可避免，也许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榨取大多数人的劳动享受丰裕的生活。
其他因素也有影响。当一个民族努力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时，气候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起促进作用，也可能起阻碍作用。自然资源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即使不像有些人想象的有那么大的影响。战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会使卷入战争的国家的财富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会使一部分人屈服于另一部分人的独裁和剥削。如果我们在看过历史之后问现在应该做些什么，那么有一件事至少是明确的，就是政府必须建立法制社会，使其治下的人们有望得到他们的投资和努力的收益（当然也要付出代价）。没有法制，商业社会无法成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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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回顾
商品交换主要是所有权的交换，或产权的交换。产权是“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部分，用来规定谁拥有什么以及财产应该如何使用。如果一个社会体系有明晰的产权，且对产权交换约束较少，那么这个社会就能产生价格机制，以帮助那些追逐自己比较优势的人们发现他们的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市场过程能告诉人们他们的机会在哪里，这样人们就能利用这些机会发现有效率的方式来创造净收益。
好东西就是多多益善的东西，相反的，坏东西是越少越好的东西。稀缺品必须以某种好东西或选择者认为有价值的别的什么东西为代价才能得到。所以，稀缺品只有通过选择、挑拣或某种权衡才能得到；免费品则不是选择的对象。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理论，关注的是稀缺品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如果生活在没有稀缺性的世界里，也就无所谓经济学问题了。
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机会成本一词常被用来强调一项行为的成本是人们赋予次优机会的价值，人们在选择这一行为时以次优机会为代价。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财富指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任何东西。人们自愿交换产权，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是创造个人财富的有效方式。自愿的交换总是包含价值较低的东西（投入）和价值较高的东西（产出）两方面。从来不存在等值的交换。和农业、制造业一样，交换也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事实上，交换是自己生产某种东西的另一种方式。
经济效率取决于对价值的评估。尽管物质和技术方面的事实可以直接决定效率，可是它们并不能确定相对于其他生产过程的相对效率。对于一项计划或活动，决策者总会问自己，是否值得为之付出一定的成本，这和问这项活动是不是有效率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因为经济效率的概念就是权衡预期的额外成本和预期的额外收益。
从根本上说，对某个过程是否有效率的争议就是对某人的评价应赋予多大权重的争议。因此，经常也是对游戏规则的争议，对谁应该对什么资源拥有什么权利的争议。
机会成本决定比较优势。人们从事专业化活动是为了交换，进而从中获取财富。他们专门从事自认为有比较优势的活动。有些产品和服务，他们认为自己生产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自己不生产，而是通过交换获得。生产可能性边界描绘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