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251-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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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贫穷国家能生产富裕国家想要的什么东西呢？尽管“原材料”是立刻出现在很多人脑海中的答案，海外的大量需求可以让这些原材料带来出口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购买新的资本设备，但是实际上很少贫穷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蕴藏量或者其他原材料。或者，如果它们确实拥有资源，它们最可能缺乏的是以低成本开发资源的知识和设备，这个成本必须能够足以让它们的海外销售盈利。
　　　　外国投资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穷国，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贫穷国家想要买的资本设备。他们愿意这么做吗？如果在考虑了风险调整后，这些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超过其他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因为一个正在追赶其他国家的国家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贫穷国家的投资的回报率应该相应较高。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投资的风险也很高。除了投资经济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普遍的高风险和由于补充资源可提供性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入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有些政治风险来自于人们习惯性的敌意，是人们看待外国投资者的敌意，特别是对那些在贫穷国家投资的投资者。投资回报普遍被看成是贫穷国家被投资资源的“流失”，特别是在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的时候。这种态度很容易带来游戏规则的改变，催生那些部分或全部没收外国投资的政府政策。意识到这些政治风险的个人和企业更不愿意投入其资本——除非他们能在降低风险方面有所安排！如果外国投资者愿意将其投资的回报与某些特定的政府官员分享，独裁者或寡头执政者统治的国家通常愿意压制大众的不满，甚至向外国投资者授予特权。当贫穷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的时候，其收益通常只流向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切实地惠及广大民众，上面讲到的就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贫穷国家没有能力在国内产生发展需要的资本，外国投资者在没有高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不愿意提供资本，而在外国投资者和贫穷国家政府官员之间时有发生的腐败关系让很多人提倡应由富裕国家政府投资，而不是由私人和公司投资。但是，这个提议本身就有问题。什么能够促使诸如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政府在贫穷国家投资呢？慷慨的冲动作为制订政府政策的理由，能为人们所接受吗？政府有过慷慨的冲动吗？当慷慨施舍者是政府的时候，在慷慨行为所谓的目的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给予援助的政府官员想从接受援助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什么？在其援助的隐含或明确条款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富裕、强势国家的政府会做什么？政府间援助不会成为政府干预他国事务的手段吗？
　　　　有些人相信，通过国际机构引导外国援助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必须要仔细看看世界银行等此类国际机构的实际记录，它们没能从与政府间援助相关的难题和困境中全身而退。甚至在我们考虑政府是否是控制投资方向最好的机构这个问题之前，所有这些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贫穷国家的政府如何分配赠予它们的资源或者以补贴利率借贷给它们的资源？它们会把资本分配给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本的团体吗？它们怎么知道哪些团体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本？腐败不会在这里出现，我们对此有多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和腐败经常发生，这让富裕国家的国民高度怀疑“外国援助”计划。在民主国家，单单这种怀疑就足以让计划缩水了。
　　　　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那些今天仍然刺耳地坚持主张“全球化”只是让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人应该解释解释，为什么现在会是这种情形，而这样的情形过去却不曾有过。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的国家或者选择将自己隔绝的国家不曾经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足以反驳那些怀疑国际分工能否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带来财富的人。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利的环境当中，几乎完全没有我们平时所能想到的自然资源，它们把自己全心投入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高速运转当中，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记录。
　　　　我们刚才还在担心提供政府间援助的政府会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我们需要把这种担心与对它们不干涉的担心放在一起权衡。事实上，很多受援国未能用外国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外国援助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资本赠予怎么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呢？你可能会想，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这种援助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从捐助国获得的资本几乎不可避免地与国内资源（土地、劳动力、国内资本）共同使用。外国援助被分配给了无用的项目，这里的无用是指它们没有给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往统治者乡间宫殿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或者主要用来运送政客和官僚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的国家机场，或者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不能发电或提供灌溉用水的大坝——这种援助只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让外国援助在一个国家起作用，并非毫无机会成本。
　　　　一些不良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让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致富或让执政党派保住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外国援助也可能支持这样的政府。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是援助国对受援国内政的干涉。如果你不明白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如何看待从其统治者那里经手的来自他国的捐助。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给贫穷国家政府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涉，而是变成了它们应该如何干涉。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根本问题不是无知，而是让那些知道该做什么的人没有这么做的政治动机。
　　　　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官方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有若干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私人投资通常有知道如何使用投资的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得到了建设性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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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人力资本

　　　　很多贫穷国家应该比现在更加用心实施的一项合理政策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基础教育。识字人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很多贫穷国家忽视女孩子的教育，从而固执地剥夺了它们自己的珍贵资源。第十一章说到美国人当中的收入不均衡主要由于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差异，而不是由于其身体资本的差异。拥有各种生产性知识和技能，才能让个体致富。人力资本对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多大贡献呢？
　　　　要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定量的答案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为国民慷慨地提供学校教育是富裕国家开支其收入的一种方式。学校教育既是消费品也是资本货物。因为财富增加带来更多的学校教育和更多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进程的确切贡献。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它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技术进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吗？似乎非常的不可能。如果微软的新产品不是纯粹的玩具的话，微软新产品开发者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要与微软产品使用者的知识和技能相当。复杂机械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做很多事情，同时也必须有人来修理、设计、制造这些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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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石油来自于我们的头脑

　　　　大多数人会从既定因素和地球的自然资源方面考虑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越过这些一般设想，稍稍跳出常规进行思考，我们会发现知识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缺的不是“物品”，缺的是“想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毫无实用价值。是人类的才智最终发现了让石油为人类服务的方法。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是跳出常规思考问题的高手，他说：“资源更多地产生于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大地或空气。”当然，自然资源都是在我们身边的物质世界被发现的，西蒙的意思是发现和利用这些资源要靠人类的头脑。今天我们对自然资源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比如在电脑芯片中硅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知识和才智的继承和积累。
　　　　如果动机恰当，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利用这个世界随时可供使用的知识储备，把现有的东西转变成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让动机变得恰当本身也与知识有关。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明确地分配产权来让组织更有效地工作，让囚徒困境更少地造成协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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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经济自由度指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经验技巧获得这些洞见。在与米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度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瓦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计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经济自由度指数试图从管理控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最初的计算结果见图20…1。
　　　　正如可以看到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指数政策的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互关系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可以更详细地向我们显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偶然因素。
　　　　图20…1　经济自由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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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趋势不仅仅是统计上的联系。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了一个系统的偶然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