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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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张跃进仍然表现出对阎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阎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革命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阎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张跃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唔唔，但我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就像三十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红苗正的后代，要想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阎莉父母的坚决反对，而且，阎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张跃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类似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阎莉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阎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革命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阎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阎莉的父亲遗憾。但是，阎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革命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观之，张跃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的鼻子乃天下一绝，甚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甚么级别的。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阎莉和张跃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对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为了他俩的世外桃源。阎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张跃进分手的目的。但是，阎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张跃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阎莉终于强过了父母。她考起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张跃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着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一些关系，张跃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最后一次见到阎莉和张跃进，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六十平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甚么新的家具。阎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张跃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在阎莉的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张跃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上大学：暗渡陈仓
一九七六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甚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呆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起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啓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极积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像，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了竞争的对手。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没。我们需要每年挣够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旽。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着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被镇压了，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呵。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呵，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间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甚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