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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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窜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阎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嘘嘘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阎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阎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阎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阎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阎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阎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作伴，阎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阎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阎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阎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阎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阎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再也不让我去阎莉家睡觉了。「为甚么呵」？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甚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飞石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解放前是着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阎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阎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让我去陪阎莉。当然，我妈也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阎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眼泪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阎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后来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办了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阎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阎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阎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阎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办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阎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阎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阎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赵紫阳在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阎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阎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梨花沟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阎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的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啓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到了阎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阎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词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阎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甚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鷄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阎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桔林、汽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阎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阎莉说「我妹妹来了」。阎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阎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阎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呕了两天气。
阎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桔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阎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阎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壶，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甚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阎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桔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桔。阎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阎莉撇撇嘴：「谁稀罕呵，你以为多值钱呵。」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份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呵。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剩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阎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阎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