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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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歌舞团，见到了以画作《四个姑娘》着名的温葆，以及现在还活跃的王怀庆。
为了更多地了解绘画历史，当时一个重要活动，是朋友之间交换借阅画册，也经常到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阅览和借阅，并用油画棒临摹。当时中国画家对俄罗斯绘画以外的西方绘画情况知道有限，所知道最多的也就是法国的印象派绘画。再后的，就是德国女版画家凯绥？5柯勒惠支了，因为鲁迅先生曾极力推崇她，她的左派色彩也符合文革时的环境，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至于其他，如康定斯基、蒙克等，是有所耳闻，但不熟悉。不过对于印象派，很多人非常热衷，但决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是只从绘画的技术技巧方面注意和欣赏。像雷诺阿、毕沙罗、莫奈，都是从技巧上理解，认为他们能够那样科学地观察和再现对象，是现代绘画在技术上了不起的革新。至于马奈和高更，就有些费解了，对梵高，则是他发疯的传奇故事让大家钦佩，却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去学习他或者模仿他。直到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的时候，我才见到来看画展一位年轻人，手里提着一幅他模仿梵高笔触的习作。我吃了一惊，觉得新的时代真地来临了。
摄影在那时候是一个相当普及的爱好。由于当时中国封闭的环境，中国的照相机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国内市场机遇，照相机工业在文革中获得了高速发展。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以至于在文革末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收入较好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拥有照相机，已不鲜见。一些有条件的单位，都养着专职的宣传干部，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摄影。在部队，许多团一级的单位都有专职的摄影宣传干事。在城市里，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就更多，去公园照相，是当时一项高尚的时髦。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一项重要度假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还在起步发展的保定胶片厂，以及河南南阳的第二感光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很不稳定，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的胶卷四毛钱一卷，在前门大栅栏和西单、王府井几个照相器材店售卖，大量等待购买的人经常拥堵在那里，「处理品」一来，马上一抢而空。后来随着产量的加大，情况才开始好转。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拍摄的难以计数的大量摄影作品，差不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
在家庭中自己洗印照片，当时也是件时髦的爱好，洗印放大器材都是自己制作。自制的曝光箱和放大机千奇百怪，但却倾注了制作者全部的热情。我曾在同学和同事的帮助下，做了一架人见人爱的放大机，为此几乎动用了车、钳、铣、刨等全套金属加工技术。除了自己绘制图纸之外，我还通过放大样的方式，自己独立完成了这个放大机灯室的下料、阪金和焊接。那架放大机当时几乎可以和工厂出品的媲美，颇得朋友们的欣赏，也成为他们频繁借用的工具。
说起那时候的摄影，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文革「旗手」江青酷爱摄影，这使得当时的摄影活动附加了某种隐喻式的革命色彩。当时发行量极大的《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时常刊登她以「大海」和「峻岭」署名的照片。她那种样板戏式的戏剧风格的照明，成为一些爱好者羡慕的风格，而且也强烈地影响了我。我当时的工作是西单商场照相馆的照相员，时常忍不住拿眼前的顾客实践模仿「旗手」的用光方法，结果不断造成顾客的「退照」抗议。领导为此没少批评我，而我则倔强地认为顾客觉悟不高，不懂得这是江青同志提倡的突出革命形象的方法。为此，我也写过不少「检查」。所以，江青对摄影在中国的普及，不能不说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比绘画不利的是，摄影没有可资参考的「历史」来学习，除了文革前一些关于摄影技术的出版物，基本就没甚么。个别老摄影家中还存着几本老的民国摄影杂志，但是印刷非常不好，数量也极少。国外的摄影杂志在北图有一些，但因照片要比绘画真实，所以管理者认为比较敏感，借阅也就很难。虽然有这样的困难，摄影的技术性毕竟要比绘画简单一些，不需要太复杂的技艺训练，上手还是要容易许多。那时候北京摄影爱好者的小圈子很多，成员多是自己周边的志趣相投者。我自己就经历了好几个圈子。开始的圈子是中学时代的几个同学，同时还和几个大学生来往。后来随着生活工作的改变，又与文化部廊坊五七干校的一些年轻人，构成小圈子。他们每周末返回北京时都会聚会，当然也会谈论交流其他各种话题，成为一种简单的「沙龙」。这样的摄影圈子，后来比较成气候和出名的，是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北影宿舍的池小宁家。由于都是电影专业人士的后代，这伙人对摄影理解自然要比其他圈子要深入一些，他们不但定期学习交流，而且自办展览，组织集体郊游，采风拍摄。那个院子后来诞生几位着名人物，例如陈凯歌、田壮壮和池小宁。不过陈和田并未参与摄影活动，圈子里的主要人物是池小宁和年龄大一点的陈凡。池小宁周边聚拢了一大批热爱摄影的年轻人，他们甚至请来了老资深摄影工作者狄源沧先生定期讲课。狄源沧是建国以后少有的既掌握外语，又热衷于摄影理论的人，而且他长期从事摄影刊物的编辑，理论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狄源沧为这伙年轻人带来各种历史和国际的摄影信息，这在当时就属于非常有系统的知识传授了。不过，狄源沧也受那个时代的禁锢，所掌握的国际信息基本局限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不可能十分全面和系统。即使这样，对于这些饥渴的年轻人们来说，这些知识也是有如久旱的甘霖。在后来的一九七九年的四月影会活动中，这一群人成为重要的力量。
从现在快节奏的喧闹生活看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最近几年，知识界经常梳理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思想历史，尤其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无疑，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因为变革的快感几乎覆盖了那十年的每一天。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从七十年代走来的，对于那个前十年，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其归纳进文革的历史，色彩自然是黑暗的，好像那只是一个政治权力争斗的年代。但是，在我的回忆里，那个年代要复杂得多。还在一九六七年破四旧的暴力运动未完结之时，文革前出版的那些抒情流行歌曲，已经开始在「老兵」（老红卫兵）们的室内悠扬地飘荡了；文革前的印刷读物，虽然受到「焚书」的命运，但一直在民间被大量地保存和大规模地流传——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5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也正是这些能量的积蓄，才让一九七六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悲壮地演出，才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啓蒙运动井喷式的爆发，让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有历史的依托。所以，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历史也从未间断。
二○○八年八月八日
探讨，整肃与命运*
发布： 2009…3…20 09：27 ｜ 作者： 许成钢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师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马斯金。为十多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在十多个主要国际经济学及法学期刊发表过论文。曾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做过顾问。
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许成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今年夏天母亲在中关村的家里找出来的，还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书和一九七五年上访的文稿。刚巧最近北岛提到要编撰关于七十年代的专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传来她的相关回忆，好像骤然间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记忆，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来没真的远离我。
我们习惯把历史以十年计，这种断代法常有不尽人意之处，可当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的确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在监督劳改的过程中，我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并搞了不少技术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那十年，我从阶下囚到所谓「科举及第」，对历史无足轻重，而对我自己却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忘了当年到底复写了多少份，给多少人寄过，总之，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证之一。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一九七四年为我的「案件」所下的结论，主要是组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因此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说到这份书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开始时，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我最大的兴趣是工程，清华附中有很好的无线电业余小组和实验室，我的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无线电上。那时我已开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和相关的数学，沉醉于技术设计和发明。我出身不好，父亲许良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见诸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后被迫离职到农村当农民；母亲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及降职处分。不过，我在政治上还算活跃，文革前我是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即使遭到残酷整肃，他们仍持有非常正统的观念，并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好学生。
而文革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为学校里每日的话题。文革最初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清华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京到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