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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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林彪事件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老干部们开始活跃，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和毛泽东的批准后复出，而邓复出后开始的「整顿」，又带来的是全民对于发展生产的振奋，谈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开始公开化和合法化。另一方面，由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权力的窥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政治斗争渐趋白热化。面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发布了打压江青的讲话，于是在老干部和民众中，公开地议论江的「女皇梦」变得相当普遍。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交换这些消息成为主要内容。在工作单位，我的师傅们虽然不敢地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但黑话般的相互接茬儿，时常引得大家会心地一笑，出了单位，利害关系没有了，就更肆无忌惮了。就这样，民众民间言论的禁忌开始打破，这是对后来改革开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社会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中，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开始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众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到了「广阔天地」之后，等于放出了笼子的鸟儿。没有人管理他们，除了农村生产队能以口粮施加一点限制，让这些青年人为生存有些许顾忌之外，思想和精神上有着巨大的自由。一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比如干部子女，并不为生计发愁，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返城「休息」。这种休息，其实是一种赋闲的精神活动，因为那时并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是开始读书、闲聊、逛街、遛公园。也有一些青年，继续「破四旧」时养成的暴力生活习惯，成群结伙地啸聚街头，从打架、玩女人到以吃「佛爷（小偷）」为乐，真是为所欲为。正派的年轻人，则是进行读书和各类艺术活动，形成很多小圈子。这些圈子的成份主要由插队知青、留城工作的青年工人组成。
从一九七一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之间，北京青年人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文革旗手江青对于艺术的爱好，实际上倡导和推动了文艺的群众性普及，其中最具规模的，是举国上下，样板戏演唱蔚然成风。北京几乎每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都有像模像样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些宣传队都是由各个单位里选拔出来的俊男靓女组成，排练的时间投入和密度都非常高，基本属于半脱产，大型的国营单位则是完全脱产。宣传队一般都有乐队配置，乐器多少，则根据各单位的财力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一般都有一架手风琴、几把小提琴，至于竹笛和二胡这样便宜的乐器，肯定都有。大型企业，西洋管弦乐则一应俱全。像东郊七九八厂和七七四厂（现在已经成为北京着名的「七九八艺术区」），就都有这样的规模配和阵势。这些宣传队，角色除了京剧需要的生旦净末丑，还有歌手舞蹈若干，以备独唱独舞之需。每年，各地区、各系统还要举行文艺汇演、调演，兴师动众。这些宣传队还有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向专业化看齐，像「样板团」一样地演样板戏，那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这都使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了文革中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我所在单位西单商场的宣传队，规模就有四十多人，他们几乎有一半的工作时间用来排练节目。对于这些队员，除了能歌善舞之外，还要求政治上根红苗正；个别出身成份有瑕疵的，也是政治上狂热追求进步的人，所以你有宣传队的身份，还意味着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们单位对面是北京电话局宣传队，人数更多。由于电话局下属单位多，演出任务就较多，他们出来进去大客车接送，非常气派。我当时在学习吹黑管，和他们非常熟，因为他们乐队里有两个人会吹黑管，经常在一起交流。那时的北京电话局是半军事管制单位，有些机要部门的意思，管理很严。不过这些宣传队员们，则像是笼子里的鸟儿，自得其乐。说心里话，他们的手艺都非常粗糙，乐队齐奏时，杂音跑调不断，因为都是自学，无师自通。但那个宣传队真是一个欢乐窝，俊男靓女正值青春，宣传队也就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大熔炉，绯闻自然也不断。
一九七○年至七六年之间的文革时期，一方面是上层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推动，一方面是底层工人群众的自娱自乐，而且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样板戏的普及，推动了民间的音乐、戏曲和曲艺等艺术的活跃，许多年轻人都学习乐器演奏，从时髦的手风琴、小提琴，到管乐的黑管、双簧管、小号，甚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吉他，都成为青年人业余生活的时髦爱好。一九七一年，我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十七元零八分，跑到王府井宏声乐器行，买了一把十六元五角的吉他。那时候，音乐爱好者们相互交换各种练习曲曲谱，小提琴练习曲，从马扎斯到帕格尼尼，应有尽有。北京故宫163的筒子河畔，每天晚上都聚集一些音乐爱好者，他们那铜管长号和双簧管的吹奏，为文革北京沉闷的夜晚添加了不少浪漫。一些公园的幽静之处，也是许多乐器演奏爱好者常去之处。北京城里如此之多学习乐器的人，很多都是希望可以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能被各种部队和地方演出团体接受，穿上最为风流的军装。当然也还有我这样因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绝对无望的人，纯粹是希望在这些活动中寻找青春的慰藉。
在那一段时间里，音乐活动的活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带动了民间中的音乐欣赏。一些文革破四旧时未被砸烂的旧唱片，也开始四处流传。这些唱片既有文革前发行的苏联和国产的美声独唱、交响乐，也有伪满和民国时期的流行歌曲，甚至李香兰的《何日君再来》。年轻人之外的中年人，由于命运已经确定，面对前途渺茫的生活，就更加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求安慰。我曾接触过几位中年朋友，喜欢和我大谈巴赫和梁祝，那神情，像是在他们面前的黑暗中点亮了一支蜡烛，他们的眼中映射的光芒，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到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拜访一位弹钢琴的中年工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只是记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同一般的气质，他带着眼镜，很斯文，可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工人。看他弹琴，就像见到萧邦。在优美的琴声中，他还对我大谈人生哲学，记得他有一句话影响我很久。他说，「你需要不断地接触『高级的人』，才能让你的生活充实」。他说的「高级的人」，决非现在世人眼中有权势的人，而是指站在精神高处的人。这句简单的话，在那个压抑的时代，听起来显得很悲壮，让我立时激情澎湃，感动了很久。有一年的春节，一个从北大荒兵团回来的大朋友，身穿兵团发的颜色不正的「假军大衣」，肩上背着一把吉他，在一群朋友的拱卫下，自弹自唱起苏联歌曲「第聂伯尔」。在北京安静的黑夜中，吉他浪漫的琴声和他略带忧伤的歌唱，几乎让大家都滚下热泪。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同单位的师傅。我当时工作的西单商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按所卖的商品分成许多商品部，他是文化部卖乐器的售货员。他因为长年接触乐器，弹得一手漂亮的月琴，也能吹一些管乐器。我经常到他的柜枱「起腻」，其实就是想看那些乐器。我们后来渐渐熟悉起来，他经常在下班后到我家来找我瞎聊，但没有乐器的聊天实在是没甚么感觉，我有些不太耐烦，觉得有些浪费时间。他看出来了，显得有些忐忑，但还是默默丢丢地来。终于，在一次他到访后我送他出门时，他忽然紧紧地拥抱我，而且神情慌乱。我对他的举止莫名其妙，一把推开了他。对于我的「愤怒」，他惊呆了，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中忽然湿润，然后扭头离去，从此再没有找过我。对此我一直云里雾里。直到很多年后，见到老同事，才知他早已离开人世。他们还告诉我，他好像是一个现在所说的「同志」。我听后一震，忽然想起他还养花。他有一个袖珍的花房，在他卧房的窗台上伸向室外，养着若干仙人科的植物。在北京灰冷的冬日，那个小玻璃房子里的红色仙人球，像火一样可以灼伤路过人的眼睛。
那时候，在样板戏的普及之外，绘画和摄影活动也很炙热。隔一段时间，各个单位都要举办文革成果汇报展览，展览内容，往往都是群众创作的绘画以及书法、摄影作品。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文革开始时暂时瘫痪之后，很快就转换身份，成为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并基本按年度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这个文革中形成的临时体制，给民间绘画等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小的空间。一些艺术爱好者可以利用它提供的方便，比较安全地从事绘画等艺术活动。另外，绘画普遍被认为是个技术性极强的艺术，尤其是油画。是技术，就得练习，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在业余时间学习画画，特别是画油画。北京的公园，是这些人写生的好地方，那些背着油画箱的身影，在很多公园里都经常可以看到。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理论体系，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东西，所以当时北京的绘画爱好者们，学习和谈论的都是俄国和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绘画。苏里科夫、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这些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最着名的画家，是年轻绘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些文革前《美术》杂志介绍的中国画家，也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像靳尚谊、罗工柳、詹建俊、闻立鹏等。还有北京画院的张文新、军博的何孔德、美院附中的王文彬、青海的朱乃正，都是年轻人追捧的人物。每次绘画展览之后，我们都会对自己心仪的画家津津乐道，对其新画作品头论足，谈他们的色彩，他们的素描。
一九七四年，我所在的西单商场新楼建成，需要墙上装饰绘画，于是领导决定由商场美工组完成。但那么大尺寸的油画，美工组无力独自完成，正好我们美工组里有两位由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老师，于是由他们出面请美院附中的卫祖荫老师来帮忙。这期间，我还借机参观了另一位美院附中老师王文彬作画的现场，他正在给北京饭店画一幅以长城为题材的巨画。王文彬在文革前以画作《夯歌》闻名，他画中那灿烂的阳光感觉，让许多一代年轻画家非常仰慕。记得见到他时，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就像见到一位圣人。那段时间还去了总政歌舞团，见到了以画作《四个姑娘》着名的温葆，以及现在还活跃的王怀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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