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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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是同号子的犯人们给我上的。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入狱之初，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差不多成了一种焦虑！罚其实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的确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但这些都有办法解决，而且事出无奈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问题在于，据说你要是不向狱警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我见过那种认错求饶，那可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娇耍赖地求。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重要的是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话其实就是那么几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饶了我吧，给我开了吧，我受不了啦！哎哟！好疼啊。。。。。。」关键在于态度。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弱者，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有老犯总结说，这就叫作「见佛要拜，见官要赖」——八个字许是传之久远的一种百姓生活准则。更进一步的总结则是「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当然已属牢里自创的格言了。
我的焦虑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不到半个月，铐子已经上了我身。理由是随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老犯们的说法是，这是惯例，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已然铐上了，我的心反而就放下了。戴铐子的痛苦我还能忍受，在公安局受审时我已曾领教过比这厉害得多的反手紧铐。一时间我倒轻松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候那班老犯们却着急了，可着劲儿地敦促我去向狱警求饶——「你不求，莫不成要干部（犯人对狱警的称呼）来求你？」他们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种焦虑。听上去他们是在关心我，但那种焦急却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是在替「干部」担心，担心「干部」怎样才下得了台。或者说，那种僵局让他们感到莫名的紧张。
我终于屈服于他们半哄半吓的压力，开始向「干部」求饶。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新手，那么简单的台词我都背不下来。老犯们就着急地在我身后提词：「你说我错了。。。。。。你说我再不敢了。。。。。。」。结果是他们小声说一句，我就照着大声说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这样的表演当然不合格，但我居然还再接再厉地表演了十来回，不用说是在老犯们的鼓励下。十来回也没甚么进步，所以狱警每次总是没听我说完便扭头走了。按老犯们的看法本来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铐子，我那一次却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头上我还没来得及求呢，给我戴铐的那个狱警那天当班，一大早就径自地走来给我开了，而且甚么话也没说。我想他是厌倦和我这样缺乏训练的新手做游戏了。但不管怎么说，老犯们认为不求不开的铁律这一回也被打破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甚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甚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出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呢？自己表演时知道，犯人们是不敢笑，可狱警们呢？噢，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四 等
看守所里的日子一天酷似一天，除了例行公事一般的吃喝拉撒睡以外，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着有一天铁锁响牢门开，狱警站在门口喊：「某某，抱上你的铺盖卷，出来！」即使等来的不是自由，至少也是案子有了一个了结。看守所本来只是一个中转站，按说不是久留之地，「嫌疑人」在此被拘押理当有一个法定的且为时不长的期限。但我们那个年代不兴这一套，一旦进得那道门，「等」就很自然地成了无限期的。而且时间一般会偏长，长得严重超过囚犯们的预期。
打个比方说，你彷彿被困在了一辆因「临时停车」而无限期晚点的火车上。你已经横下心来准备等它几十个小时，结果竟然等了一个月甚或是一年的时间也还是不见动静！不过在你看来，这种一动不动的状况依然是「临时」的，你不太可能会有「长期打算」。你也许会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以打发时光，但你的心思其实一刻也没离开「车到底甚么时候才能开？」这一个问题。再补充两点，这个比方就会更贴切一些。第一，你呆在这车上是强制性的，没有可能下车去另作选择；第二，在这种无限期的等待过程中，基本无任何信息。？没有人给你解释车为甚么停下了，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快了快了」。因此，「无限期」在你的感觉中差不多就成了「无尽头」。这样一种感觉，在那班屁股都彷彿坐生了根的老犯口中变成了一声长叹：坐牢坐牢，越坐越牢！
我刚进去的时候，同号子里的人报出来的「牢龄」就让我心惊：十三个人中，五年以上的就有俩人，一年以下的只有一人。还听说了更惊人的例子：看守所里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当时已经被关了整整十年！后来这位「杀人嫌疑犯」终于获「无罪释放」，所长以此为例来教育我们说：「我们党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嘛，某 147某被我们关了十年，问题查清楚后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再后来我从那个郊区看守所转监到了市看守所，才知道甚么叫「小巫见大巫」。有一位老革命在那里已呆了足足十五年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件事他没法说清楚，所以有狱警打趣他说：「你的问题，等台湾解放了再说吧！」
有限期的等，你可以数着未来的日子等，等一天就少了一天。无限期的等，你就只能数已经等过了的日子，等一天就多了一天。这样一种等的焦灼感是不难想像的。入狱后有好长一段时日，我只要一听到大墙外有汽车声就激动不安，想像着是不是我的预审员来了——那光景，就好比盼情人！哪怕只是来提案呢，至少也说明「案子在动了」！那些老犯看上去好像是比我要淡定得多。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也只不过是比我更有判断力而已。其实他们机警得像狗一样，睡觉时都竪着耳朵。他们的耳朵能听清楚墙外的车是否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是，他们才开始集中注意力做进一步的「监听」，并且总是能准确地判断，是来提案了还是来放人了，抑或只是来了个新犯。至于说是哪个号子发生的动静，当然就更不在话下。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了老犯。我于是明白，那种等的焦灼感，像是时间疗不了的伤，不可能因时间长了就结疤或变得麻木起来。它总是那么尖锐。而且，那种近乎信息真空的状态似乎还有一种放大效应。
我刚入狱的那两个月，按规定号子里须搞所谓政治学习。每天让读读报，至少还能从字里行间获取一丁点关于时局形势的信息。从那种大形势来分析案情动向，虽然有点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但至少还是能捕风捉影地引出一些话题。后来大概是出了个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缘故吧，忽然间就完全松弛下来，政治学习的要求不再被提起。而且，为了封锁林彪事件的消息，有一年多没让我们看报纸，也没让九一三之后被抓的新犯关进我们这些老犯的号子。「里面」和「外面」于是彻底隔绝开来。号子里只见走人不见来人，终至于只剩下两个人——我和一位年届六十的老农。据说他年轻时跑过马帮，也曾十分了得。但在这个号子里，他却从来是异常沉默，人道是「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话又说回来，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胜过天下最恩爱的夫妻，又哪里还有多少话可说？所以，我和他常常是各据一个角落，似睡似醒地坐着，头往下垂且越垂越低。时间长了我便有些恍惚，觉得自己真是坐上一辆永远不会到站的火车了。
我那五尺见方一尘不染的囚室，好像是时间里的一个空洞。我有理由担心，我们可能是被外面的世界忘在这个洞里了！等了近两年的时间，不见有人理我。我开始沉不住气，反复恳求狱警帮我催案。一般情况下，这种恳求照例都不会有回音，但我却终于碰上了一次例外。所长答应了我并给了一个我绝对意想不到的回话：「你的事情有点麻烦了！我打电话去找你的预审员，他们说他调走了。我问这个案子现在归谁管，电话那头说：『我自己都没人管！』」
听到这话，我的感受就不必细说了。没过多久，我开始称病绝食。三天之后我的预审员来了，敢情他其实没有调走？隔着风门（牢门上开的一个小窗）他劈头问了我一句：「怎么样？」我又一次觉得这话本该我问他。这一回我没让自己被噎着，利索地回了一句：「不怎么样！」他突然脸一沉，说：「我们知道你很顽固？8943。」没等他说完，我爆发了：「没错！我就是顽固，你重判我吧！我不求从宽，但求从严，行不行？赶紧派辆车来，把我从这里拉走。没有小车来辆大卡车，没有汽车来辆手板车。实在不行你就给殡仪馆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辆拖死人的车直接把我拖到火葬场去？8943。」我简直就是怒不可遏。他也没等我说完，转身走了。两天后果然来了一辆车，把我送进了监狱医院。
打那以后我就没安宁过，几乎不停地在折腾。从医院回来后又先后三次称病绝食，其中一次还加上了打腿自残，且都弄出了些动静。一次被转到市看守所，送进病号监，另外两次都获「保外就医」。那种折腾当然也堪称「费尽移山心力」，闹出来的故事后来149在对年轻后辈「痛说革命家史」时倒是派得上用场，但其实那点动静从根本上说是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我动，案子并没有因此而「动」。我的生命之旅依然处于「临时停车」的状态。我还在等。
合题：理论是灰色的
五 梦魇
在大牢里我曾做过这样一个奇梦。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庙门前，意识中觉得那庙叫作「革命大圣庙」。门柱上有一副门联，上联云：诚惶诚恐群众在上，下联云：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