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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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 把我们俩—— 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 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 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 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 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 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 互相看不上， 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 推心置腹， 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使如此， 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 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 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 还自愿充当宋士杰， 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 写状子， 出主意， 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 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 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 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 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勛， 等他出去以后， 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 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 我心情沉重， 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 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 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 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使如此， 有这句话， 也就够了。
后来， 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 那时候， 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 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 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 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 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 「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 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 我不信那个邪， 咱们就耗吧！ 总有一天， 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 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 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 到了这儿， 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甚么时候了， 谁还能像他那样—— 自信而主动， 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 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 我躺在炕箱上， 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 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 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 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 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 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 死刑， 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 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 可是毋庸置疑， 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 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 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 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 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 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 到底我做错了甚么？ 多年来， 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 就有标准， 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 最后得出了结论， 我没错，是他们错了。这样， 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 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 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 写这些句子的时候， 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 在一个转折点上， 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 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 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 自由的创作， 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话语。
我明明知道， 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 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 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 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 我知道： 按照专政程序， 无论现在你再说甚么， 结果都一样。即然如此，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 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 要写诗、要画画， 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 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 没有圆房， 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 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我被送入死刑号， 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 我和她分手的时候， 告诉过她： 「别等我了， 走好自己的路， 你有幸福的未来， 我就知足了。」所以， 这会儿， 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 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 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 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 我们都是在倏忽间， 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 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崑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 人如戏子， 人生如戏， 游戏人生， 戏剧人生。最后这一齣， 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 叫《乔迁喜麪》。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 其他牢房的犯人说， 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麪， 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 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 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 我们也如法炮制， 人人都躺在炕箱上， 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甚么响动， 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 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 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 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 据说， 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 「忍受不自由莫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8943 。 」唱到这儿， 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 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 我不再小声哼哼， 而是开始放声歌唱， 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 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在死刑号里， 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 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 一时间， 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 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 」然后， 脚步渐杳， 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 天哪， 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 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 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 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 别人都静了下来， 听我的歌。那时候， 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 我就知道， 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 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 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 我也在炕箱上， 抬起双腿， 然后绷直两条腿， 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一百八十度， 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 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 落在地上， 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 我才听见， 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 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 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 索家麟说， 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 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 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 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 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 他们聊得好着呢， 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 在运动中逃命， 越过了黑龙江。据说， 让「苏修」装到麻袋里， 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 为了未来的幸福， 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 她铤而走险， 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 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 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 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 那次投信后， 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 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 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 《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 嘿， 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 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 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他很平静地回答我： 「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 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 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 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