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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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77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甚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