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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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于1940年9月15日致电中央，报告冀南土地政策的执行情况。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察分局、129师并告山东分局、115师、中原局电，认为根据彭真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并已造成了严重后果。电报询问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并请北方局、山东分局及115师加以检查报告中央。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电，电文如下：“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面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项所规定的作战地境内，即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目前形势问题。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如果美国进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又没有援助，这将是中国最黑暗的局面。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10月24日来电，25日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周恩来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他一方面转发周恩来的电报，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25日，毛泽东在复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实行全部地完全地退却下来，各根据地实行完全的自给自足，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同一天，毛泽东言犹未尽，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向日本示意，愿意担负替日本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以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正在拉蒋介石、何应钦。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10月29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当日发来的关于对付国民党新高压政策的意见的电报，立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周恩来来电说：“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同一天，关于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的回国，南宁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的时候”。“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
11月1日，毛泽东对这份电报作了一些修改，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负责人。毛泽东的修改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的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1940年11月12日，毛泽东前往距延安城15里的柳树店，看望正在中国医科大学治疗肺结核病的续范亭。当时，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正在礼堂开会纪念白求恩大夫逝世一周年，他们立即请毛泽东进礼堂讲话。
毛泽东先问了问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教员，然后就开始向大家讲话。他说，革命需要枪杆子，可是光有枪杆子还不行，还要有各种各样为拿枪杆子的人服务的人，部队需要医生，需要大量的医生。他抚摸着讲桌上的白求恩石膏像，鼓励大家说：“你们要向他学习。”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医学的发展。当他谈到细胞学和细菌学的时候，他伸出两个指头说：自从有了这“二细”，医学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毛泽东要大家做“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生，看病要细心负责，要有好本领。毛泽东正讲着的时候，续范亭走进来了。他听说毛主席在讲话，立刻打起精神，抱病下山来听。毛泽东一看见续范亭，急急忙忙过去和他握手，然后一面扶着他，一面对大家说：“如果你们把他的病治好，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最后勉励大家，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他说：白求恩大夫死了，人们都想念他。如果希特勒死了呢，人们都会拍着巴掌说：“好啊，死得好啊！”我看，现在的阎王老子应该是马克思。如果你是为革命做工作累死的，马克思会给你摆酒席，让你上座。
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就争取友军的工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指出：“根据华北（朱怀冰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等反磨擦战斗（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及陈泰运严守中立）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一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11月1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朱德就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战工作问题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重要的修改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订本最早在《党建论文集》上发表。
1940年，毛泽东在为修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致萧向荣的信中谈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情况，他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还有两次谈到这件事。在12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及“七七决议”时才认识清楚。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 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 《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 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