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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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当时何绍南只得嗫嚅应允，但回去后仍旧不断制造磨擦。一直到王震率359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以后，针锋相对地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何绍南逃出陕北，到西安去了。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毛泽东修改了电文，对于如何处置何绍南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写的：“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王震司令，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1939年7月1日，音乐家向隅、唐荣枚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想请毛泽东给孩子取个名字，但考虑到毛泽东那么忙，难以启齿。8月18日，孩子的舅舅柯蓝，当时是鲁迅文学系的学生，知道这件事后，自告奋勇，从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七月一日生下来的，因为他刚巧在伟大的日子里进入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希望得到你的光荣给他取一个名字……”18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国式的信封上竖写着“鲁艺文学艺术研究院向隅同志收”。打开一看，毛泽东在他们的去信上作了批示：“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是以为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毛泽东九月五日。”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发表谈话。这一谈话建国后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谈话指出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受到苏德协定的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就在毛泽东发表谈话的同一天，法西斯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7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为该报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指出：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么，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讲演论述了战争的新阶段；战争的原因；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性质；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英法苏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我们在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战争的前途10个问题。毛泽东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所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大得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斯诺第一次访问延安是在1936年7月至10月。1939年9月，斯诺又来到陕北，在陕北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做客，进行长谈，回答斯诺提出的问题。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谈到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谈到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毛泽东还和斯诺谈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9日，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他在欢迎会上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这个刊物共出了19期，于1941年8月停刊。毛泽东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建国后，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首先指出，中共中央创办《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起推动作用。毛泽东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党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并阐明了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毛泽东指示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委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本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包括了毛泽东指示的四点，强调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
　　为刘岘木刻作品题词
　　刘岘原名王之兑，1915年生于河南省兰封（今兰考）县。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