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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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马滑下沟里，周副主席摔伤了右臂，正在包扎中。”毛泽东和中央同志们都很震惊，晚会只草草演了一两个小节目就立即结束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们都去看周恩来。原来，周恩来从杨家岭骑马出发，到陕北公学礼堂来参加送别晚会，骑马过了延河，他的马突然受惊，跳了起来，周恩来没有防备，马滑摔下去。岸边是一个树根坑，还有嶙峋的大块乱石，周恩来的右臂摔撞在一块尖锐的岩石上，当时折断，骨头都露了出来，流血很多。后来，经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临时包扎，上了夹板。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周恩来后来飞到莫斯科治疗，虽然接上了骨头，但已伤了筋。从此，他的这只右臂就不能伸直。几十年来，他就以这只伤残的右臂，做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从写文章，批改文件，直到纺线、种地。周恩来是为送别联大师生而受伤的。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却深深地刻在联大师生们的心里。
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就不断在全国各地制造磨擦。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这件惨案称为平江惨案。
8月1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毛泽东首先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同志、抗日战士提出抗议，他指出，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接着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观，提出自己的统一观。他说：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然而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于9月9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到招待处拜访慰劳团，并设宴招待他们。当天晚上，毛泽东陪同慰劳团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有10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他针对当时的形势，义正词严地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诫国民党，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毛泽东讲话之后，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话。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磨擦，但是这些磨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讲话完毕，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是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的秧歌剧《查路条》等。
慰劳团在延安停留了四天后去榆林，从榆林回到延安时，又继续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刘尊棋等三位记者提出要访问毛主席。毛泽东同意同记者们谈一次话，并定于16日下午6点钟，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见他们。会见时除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外，还有新华社的向中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在座，两位青年同志担任记录，大约有十几个人，不大的窑洞，坐得满满的。
毛泽东先问三位记者到延安以后的观感。张西洛说，在郦县县城他们受到国共双方县长的欢迎。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县长的形象：那个身穿毛料中山服、脚上皮鞋闪闪发亮的国民党县长，见了慰劳团只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另一位年纪只有二十来岁，身着灰色粗布服，脚穿陕北式布鞋，一看就知道这是边区政府的县长了。毛泽东笑着说：“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按照记者们事先写好的一张问题表，与他们一问一答。在谈到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个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气愤，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毛泽东就这个特定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则。
毛泽东同三位记者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把这篇重要讲话刊登在第一版。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
慰劳团是9月23日离开延安的。2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招待处，同三位记者一起照了相，送给每人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分别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写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359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359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十八集团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驻柳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
毛泽东审阅了萧劲光起草的电文，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辞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篇。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120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写道：“萧：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阎锡山、邓宝珊认可。阎锡山在给萧劲光的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但是，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表了萧劲光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文章痛斥了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述阎锡山、邓宝珊回电的原文，说明调359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何绍南是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磨擦事件。1939年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9月，他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我718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10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等，无恶不作。
9月间，何绍南途经延安去西安。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是决定接见了他。毛泽东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方针，明确向他指出了国民党正在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要何绍南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磨擦，重申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