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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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会明确地答复，享乐并不重要，但必须做得得体。娱乐应该是克制的另外一面，好色之徒可能觉得他也是做圣人和英雄的材料。很多女人都善于把她们的娱乐与她们为自己所塑造的高尚形象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蒙特朗的自恋梦比她们的更有价值呢？
我们确实正在谈梦。蒙特朗所用的骗人字眼——崇高、神圣、英雄主义——全是些废话，因为他否认了这些词有任何客观的意义。他不敢在男人群中拿他的优越地位冒险；为了在烈酒中沉醉，他退向云端：邓家寡人肯定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内：一面面镜子反复映出他的影像，于是他相信他足以名扬天下；可惜他只是个离群索居之徒，是他自己的囚徒。他自以为他很自由，但为了自我的利益，他已将自由出卖；按照从厄比纳尔塑像厂借来的规范，他塑造了他蒙特朗的雕像。阿尔班之所以赶走多米尼克，是因为他在镜中照见了自己，他发现他那痴呆的面孔正表现了那种奴役。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眼中才真正是傻瓜。骄傲的阿尔班使自己的感情屈从于他所蔑视的集体意识。蒙特朗的自由是一种姿态，而非真实的存在。对他来说，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目标，他装腔作势地安慰自己：他是个丑角。女人们都找合适的伴侣，她们给他出点子，他便担任了主要角色，头戴桂冠，身穿紫袍。但一切均发生在他私人的舞台上；一旦面对公众，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喜剧演员就再也看不清、站不稳了，他目眩脚软，一头栽了下来。考上托斯在猛一清醒之际叫道：“在女人身上得到的种种‘胜利’，到头来多么滑稽！”一点不错。蒙特朗向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成就全都是可悲的滑稽表演。使他陶醉的高尚行动也都是装腔作势，根本不是真正的承诺：他被皮列格里奴斯的自杀、帕西法的厚颜无耻和在即将送命的决斗之前与其对手共用一把伞的日本绅士所感动。他还宣称，“敌人及其应发表的观点并非那么重要”民这句话说在lpel年自有其弦外之音。他还说，不管结果如何，一切战争都很美；不管武力服务于什么目的，它总是可赞赏的。“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唯一可接受的男人的概念，即认为他一身而兼为英雄和圣人，那么，毫无诚信的争斗就成为我们最终被迫接受的方式了。”在《死了的王后》和《圣地亚哥的团长》中，蒙特朗对一切事业的高超冷漠和对伪崇高的偏爱得到了很好的描绘。
在这两部故作高深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两个资为帝王的男人为他们空虚的骄傲而牺牲了仅仅因为富有人性，此外什么罪过都没有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受罚而死，另一个则失去了她的灵魂。如果我们再次质问到底以什么名义，作者就会傲慢地回答：没有借助任何名义。他不想让国王在杀伊奈丝的事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国事动机，因为这样一来，这一谋杀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罪行了。国王说：“我为什么杀她？无疑有个原因，但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个原因就是，唯一的原则必须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并未照明任何目标：它始终只要求破坏。至于奥瓦罗，蒙特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出于尊敬那个时代的某些男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明确信仰，对外在现实的轻蔑，以及对虚无的疯魔。”正因为自己的入魔，那位圣地亚哥的团长才牺牲了他的女儿。也许可以用神秘的这个字眼未装饰那疯魔。喜爱幸福胜过喜爱神秘主义，岂不愚蠢？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只有在承认爱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超越个人之爱和一己之幸福的目的才能实现。“女店员的道德”比空洞的童话更真实，因为它扎根于生活和现实，更高的企求正来自那里。我们不难想像伊奈丝在巴钦沃德，国王为国事而正式地奔忙于德国大使馆。在沦陷期间，很多年轻的女店员都曾赢得了我们没有给予蒙特朗的尊敬。他大发一些因空洞而有危险性的高论：他用超人的神秘主义批准了不计其数的暂时棵螨。于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剧作中，这种神秘主义通过两个凶手得到了表现，一个凶手有血有肉，另一个则是道德；奥瓦罗冷酷、孤独、无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法庭的法官；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国王也没有成为西姆勒。一个人杀女人，杀犹太人，又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杀有女人气的男人和基督徒，他假借这些高超的观念的名义，杀一切他乐于杀的人。神秘的否定只能通过否定性表现。真正的超越是通向未来——人的未来的积极行动。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已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伪英雄总是向后望，往下看；他蔑视，咒骂，压制，迫害，折磨，屠杀。凭着挑邻人的错，他自以为比邻人优越。这样的优越就是蒙特朗暂时停止他那“充满活力的呼吸”喘一口气时，以高傲的姿势向我们指出的顶峰。
“好像拉着阿拉伯水车的驴子，我转呀，转呀，盲目地、没有尽头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但是我从未汲出新鲜的水。”这是蒙特朗1927年说过的话，真是无以复加的坦白。新鲜的水从未涌出。也许蒙特朗应该点燃火葬皮列格里奴斯的柴堆：那才是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喜欢在自我崇拜中寻求躲避。他不把自己给予这个他不知如何去滋润的世界，却满足于从中看到自己的反映；于是他照着这个幻影建立他的生活，而这个幻影却只有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写道：“君主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处于安逸的状态，即使在失败之中。”因为他以失败为乐，他把他自己当做君王。他重弹尼采的老调说，“女人是英雄的消遣”，并且认为，要使他成为英雄就必须拿女人给他开心。如此等等。正如考士托斯所说，“简直是多么可恶的滑稽表演！”
劳伦斯或阳具的骄傲
劳伦斯与蒙特朗正好相反，他并未界定男人和女人的特殊关系，而是把男女两性还原为生命的真实。这个真实既未明显地表现出来，也不在意志之中，它涉及到人类固有的动物性。劳伦斯竭力反对“性一脑”这一组对立关系，而持一种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针锋相对的宇宙乐观主义；他把阳具所表现的生之意志视为欢乐，称它为思想和行动的源泉，除非那思想是空洞的概念，那行动是无生育能力的机械运动。单纯的性活动当然不够完满，因为他陷入被限定的状态，这无异于死亡，但这个残缺的现实——性与死依然胜似一种脱离肉体的存在。除了像安泰那样不断与大地接触以外，男人尚有其他更多的需求，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命必须十足地表现出阳刚之气，同时据此来假设和要求女人。因此，她既非玩物，也非猎物，更非面对主体的客体，而是信号相反的一极赖以存在的一极。那些误解了这一真理的男人，比如像拿破仑，就没有完成他们作为男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有缺陷。个人的得救不能单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只有尽量把自己纳入普遍性中，他才能得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在性爱的关系中沾沾自喜或抬高自己；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意志的工具，那是致命的错误。人们应排除自我的障碍，甚至超越意识的权限，否定个人的统治。再没有什么能比那个分娩中的妇人的小雕像更美了：“一张可怕的面孔空洞而虚无，它几乎被下边那感觉的重压抽象化为无意义。”
这是一种既非牺牲，也非舍弃的迷狂；也不存在两性中任何一方允许另一方将其吞没的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像一对配偶中“被拆下来的断片”，性角色并不像一块默默疼痛的伤疤；配偶中任何一方都是完整的存在，完美的一极；当一方对其阳刚之气十分确信时，另一方也会对其阴柔之美感到确信，“每一方都承认各自被极性化的性别‘组合’得十分完美”；性活动中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和屈从，双方都通过对方得到了神奇的完成。当乌苏拉和伯理终于互相发现时，他们相互地把那种只能称之为自由的完美均衡给予了对方。“她在他心目中一如他在她心目中，对于任何一方，对方都是另一个全新而丰富的现实，既神奇莫测，又近在眼前。”当两个情人在狂热的厮磨中如漆似胶时，他们共同走向了对方。“她是什么？一个强壮、陌生而有野性的生命，正是这个生命在这一刻与他一起喘息于黑暗中。它广大得包容了他们两人，以至使他从中得到了安静。他们曾经相会，在他们的相会中甚至包容了草丛、鸟鸣和星辰。”查太莱和梅乐士得到了同样的宇宙欢乐：当这一对情人互相交融时，他们也与树林、光和雨融为一体了。在《为查太莱夫人一辩》中，劳伦斯进一步推广了他的理论：“如果婚姻不是持久和极端阳具崇拜的，如果它不是向着太阳、大地、星辰、月亮和海浪的节拍，向着岁月、世纪和光辉，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如果婚姻不是基于血的交感，它就是乌有。因为血是灵魂的本质。’”“男人的血不同于女人的血，两者永不相混。”正因为如此，两条流蜿蜒地交织在一起，拥抱着生命的整体。“阳具就是填补女人的血之谷的一些血。强劲的男性血流以其终极的深度淹没了华美的女性血流……无论怎样，两者都冲不破这样的阻碍。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合形式……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回这种结合奇迹般地丰富了生命，但它要求废除对“个人存在”权利的争取。正如现代文明中常见的那样，不同的个体在不否定自己的情况下寻求互相交融，他们的企图注定会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空洞、冷漠、神经质的、诗意的和个人的”性欲，它倾向于分化每一方的生命之流。情人之间若像工具一样相对待，便会引起憎恨，查太莱夫人与密克利斯便是如此。他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各自的主体中；因而只能体验到喝酒或抽鸦片那样的狂热。但那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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