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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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春，厦门地方当局警告中国商人不得用英船装运货物。英国公使德庇时出面干涉。两广总督耆英允许英国商船为华商运货，只是必须缴纳吨税，华商托运货物的税款由华商自行缴纳。这只是一项约外权利，并无条约依据。但外国侵略者却极力扩大中国土货沿海贸易的权益。1850～1860年间，从事中国沿岸土货贸易的外籍船舶，数量增加极快。如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只有一艘轮船定期航行于上海、香港之间各口，三年以后，就增加到五艘。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尚无允许外商船只从事土货沿海贸易的条款。同年中英《通商章程》只允许外船在通商口岸间贩运铜钱、米谷。牛庄、登州豆石本系禁止外船贩运，后因太平军进驻杭州、宁波，并有入海的动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同治元年），奏请拟准外商船只装运豆石。
对于外国侵略者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以及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出卖的部分主权，当时掌握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要求总理衙门予以承认并给以合法地位。总理衙门起初主张重税，以防止华商以外国船舶为护符，并阻止外商进入内地，后来和英、法公使交涉结果，规定外籍船舶从事土货沿岸贸易，所运出口货物征收按税则规定的出口税，进入他口，按出口税率征收半额，称复进口半税。
1861年9月8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海关税务司赫德发布通令，凡外籍船舶从事土货沿岸贸易，在出口口岸缴纳出口税，在进口口岸缴纳半税。同年11月又补充规定，已纳复进口半税的土货，如果再欲运往他口，发给免重征执照，到他口时不再纳税；如果运往外国，以三月为期，发还已缴半税。1863年又把复出口期限延长为一年，对复出口往外国的土货，发给存票以代替发还现款。随后又规定复出口往其他口岸的土货，也发给存票，以代替过去的免重征执照。这实际上已不限于沿海口岸的转运贸易，而是发展到通商口岸间土货贸易。自长江三口（镇江、九江、汉口）开放以后，不仅海船可以直航长江，领有“江照”的外国船舶，还可以专门从事长江航运，关税待遇除缴纳方式外，基本上与沿海贸易相同。这样，外人在华沿海贸易的特权更加扩大。1863年中国与丹麦订立《天津条约》，又把上述权益订入约章，从此外国人和外国船只便享有经营任何土货沿海沿江贸易的特权，而且不得到外国侵略者的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不得改变进出口税率，也不能收回此项特权。
赫德一手确定的洋船沿海贸易的征税制度是重征土货，轻税洋货。土货在出口时须缴纳5％ 的出口税，在复进他口时须缴纳2。5％的复进口税，而洋货仅在进口时缴纳5％ 的进口税，复进他口，并不重征。洋货在运入内地时，享受子口税的特权，而复进口土货则无此优惠。这样就大大便利了洋货的推销，阻碍了土货的流转。例如洋煤进口每吨纳税0。05两，土煤由此口运往彼口，须纳出口税每吨0。0672两，然后又须纳复进口税0。0334两，合计一两有奇，为洋煤进口税的二十倍，遂致土煤开采不旺。同样，在华南市场上，华北棉花的关税负担也高出印度棉花50％。这种重税土货，优待洋货的措施严重阻碍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加速了华商帆船航运业的衰落。
参考书目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三册，中华书局，北京，1962。
（姚贤镐）
沿纳
沿纳
宋两税附加税名。源自唐末五代，是在两税以外临时加派的各项税目钱物逐渐固定下来而形成的。计有农具钱、桥道钱、盐钱（绸绢、绵、米）、■钱、加耗、斗面、脚钱、率分纸笔钱、铺衬芦茇、析生望户钱、军须钱、牛皮钱、甲料丝、鞋钱、公用钱米等等，各地名品烦细，其类不一，随夏秋两税送纳。宋朝统一后，废去一些，绝大多数沿袭下来，统称沿纳，又称沿征或杂变。明道二年（1033），曾下诏将沿纳物以类并合为一，悉除诸税名。可是直至宋末，有些税名仍然存留。唐末五代，江东西酿酒才纳■钱，食盐才输盐米，宋代则江南榷酒仍收■钱，民不得盐而入盐米，某些沿纳的征敛，比五代还要苛刻。
参考书目
周藤吉之：《南唐北宋■沿徵》，《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
（梁太济）
盐法
盐法
国家对食盐征税和专卖榷禁的各种制度。中国盐法，代有变迁，由简而繁，由疏而密，日趋完备。唐玄宗开元以前为食盐征税和专卖制度建立时期，开元以后为食盐专卖制度日益完密的时期。
先秦夏、商、周三代，盐与其他土产一样，大率是在产地征税，或作为土贡上缴国家，听民自由开采运销贩卖，实无专门盐法可言。迄至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兴盐铁之利，国家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和买卖加以管理，开中国盐法之始。其法以官制食盐为辅、民制食盐为主，官收官运官销，寓租税于官府专卖盐价之中，以增加国家收入，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然春秋战国时期，除齐国对食盐实行专卖之外，其他诸侯国仍只对食盐征税，唯税率逐渐加重。史载秦自商鞅变法（见商鞅）后，赋盐之利二十倍于古，盐价昂贵，盐商富累巨万，人食贵盐，小民贫困，至秦亡而未改。
汉汉初开关梁山泽之禁，允许私人经营盐业，国家征税，税入归主管皇室财产的少府，属皇帝宫廷所有。诸侯王国亦得经营盐业以自富，收入不归中央。西汉中期，汉武帝刘彻内修法度，外开边疆，频年用兵，财用不足，于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始将盐业归入中央的大司农，纳入国家财政，实行官营。在产区和主要中转地设置隶属大司农的盐官，主管盐的生产、分配及大规模的转运。西汉末年，设置盐官的郡国和县共三十七处，分布于二十七个郡国（见秦汉盐官）。其官营办法为募民制盐、官收官运官销。私自煮盐受钛（套在脚上的铁器）左趾的刑罚，工具和产品没官。盐的销售，或设肆售卖，或通过特许商人分销。盐的官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盐价逐渐昂贵，致有强迫抑配买盐，私人盐贩乘机牟利，导致官盐滞销，盐利所入不敷其费。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领大司农，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往各县，平均调配，调节盐价，济以平准之法，弊始少革，国用乃赡（见两汉平准）。汉宣帝时，贤良文学曾大力攻击盐铁官营，致有盐铁之议。但事关财政收入，官营仍旧。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废除食盐专卖之法，罢私煮之禁，听民制盐，自由贩运。于产盐较多地区设置盐官，征收盐税。其间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因财政困难，采纳尚书张林建议，官自煮盐，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官营办法。汉和帝永和元年（公元88）即行废止。此后，盐官仍主税课，盐业民营，直至汉末。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官府对食盐多行专卖，以敷军国之用。魏有司盐都尉、司盐监丞，并遣使监督盐官卖盐。魏明帝太和四年（230），还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资。蜀有盐府校尉、司盐校尉主管盐政，盐铁之利，岁入甚多，有裨国用。吴设司盐校尉、司盐都尉管理盐政，亦主专卖。
晋承魏制，仍实行食盐专卖。盐务隶于度支尚书，设司盐都尉、司盐监丞管理盐政，规定不得私自煮盐，犯者四岁刑。东晋迁居江左，军国所需，随其土地所出，以为征赋，对食盐实行征税制，历南朝的宋、齐、梁、陈，沿而不改。北魏继西晋对食盐实行专卖，又仿南朝征税制，屡兴屡废，乃无常制。534年，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西魏初行正税制，后改为官营专卖，禁百姓煮盐。北周继西魏之后，继续实行专卖。东魏和北齐则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对食盐实行官营专卖。
隋唐隋初盐池盐井皆禁百姓开采，由官府专卖食盐。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开盐池盐井之禁，与百姓共之，废除官卖，并免于征税。至唐开元时期的一百三十年间，很少有征收盐税的记载，为中国食盐无税时期。
唐玄宗开元初年，始议榷盐收税。其后检校海内盐铁之课，征收盐税。但各地盐法并不统一。有设军屯，由士兵生产军用食盐者；有官督私营，按等征课者；有按井纳税者；有免租纳盐者。法令疏阔，只不过使盐法从无税转向有税而已。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财政陷入困境。天宝十五年（756），颜真卿于河北榷盐以供军需。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为盐铁使，总管全国盐政，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役，隶盐铁使，盗煮私盐罪有差，”创民制官收官运官卖的食盐专卖制度。盐利收入达四十万缗。政府还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严禁盐的私制私卖。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刘晏为盐铁使兼转运使，再变盐法，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①在产区设置四个盐场和十个盐监，负责食盐的生产和收购，切断盐商与盐户的关系，保证官府的专卖权。然后现场转卖给盐商，准其自由出售。商人如果以绢代盐，每缗加钱二百。遂获既推销食盐又收军用绢帛之利。②在全国又设十三个巡院，负责推销食盐、缉查私盐，兼管不设盐监地区的产销工作。③在重要地区设置盐仓，常积盐两万石，除卖给商人外，担负平抑盐价的作用，商人不至，则减价出卖。这些措施改善了民众的食盐供应，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代宗大历末年（779）盐利收入达六百万贯，“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德宗建中初年（780），刘晏去职，自此以后，盐法混乱。官府不断提高盐价，至有以谷数斗，易盐一斤。官盐既贵，私贩公行。官府乃不断整顿盐政，盐法日密。唐宪宗时开始划定盐商粜盐区域，并严禁私盐。其后犯私盐均受严刑峻法惩处。然非但不能杜绝私盐，反而激起人民的反抗。唐末，王仙芝、黄巢均以贩卖私盐而积蓄力量，进而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唐王朝走向崩溃。此外，唐后期因藩镇割据，盐利亦往往被地方势力截留。
五代五代盐法逐年严密，成为人民一大祸害。后唐时全面榷盐，划区供应，对盐的生产和经销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凡官场卖盐的地区，严禁私煎、私买、私卖，犯者处以严刑。又在乡村创蚕盐钱，于二月将盐赊给乡村人户，五月丝蚕收获时收回盐钱，并严禁乡村人户将食盐倒流城镇。后晋初年，盐禁较为松弛，取消官场卖盐，允许商人贸易，由官府向民户按户等配征食盐钱。其后取消商人卖盐，重行榷禁专卖，而过去按户等征收的食盐钱仍然照征。后汉时更是全面禁止私产、私卖、私买，而由政府专卖，违者一斤一两也要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盐禁最严酷的时期。后周时虽逐步放宽盐禁，但榷禁亦严，并一度在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