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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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官、民田产，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赋役不均，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延祐元年（1314），为检括漏隐田产，追征税赋，增加财源，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采纳中书平章政事章闾（一作张驴）的建议，分别派章闾、你咱马丁、陈士英等往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经理，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其法：出榜示民，限四十日内赴官府申报本户所有田土亩数，重新登记，作为征收租税的依据；如有欺隐，许知情者告发，依法论罪。由于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富豪互相勾结，延祐经理成了流毒三省的一项暴政，至有逼死人命及拆毁民屋、发掘民墓以虚张顷亩之事。江西经理田粮，赣州一路受害最深。延祐二年四月，宁都州民蔡五九聚众起兵，七月间两次包围州城。八月初元军破围，蔡五九退入山中称王。不久，元军袭破其所据守的山洞。蔡五九移兵攻汀州路宁化县，福建震动。九月，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力剿捕，擒杀蔡五九于石城（今属江西），起义失败。同年，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因民众反抗，亦曾诏免新税。但实际上，许多地方都以这次经理确定的田土亩积登入籍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后来所谓“尽革虚增之数”，只是封建史家的溢美之辞。

　　（姚大力）　
　


　　　　
严复
　　　　严复

　　（1854～1921）　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后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幾道，晚号瘉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父亲是医生。严复童年曾从师当地宿儒黄宗彝读四书五经，十四岁时，父卒，家计困难，乃投考沈葆桢所办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以首名被录取，次年入学。这是严复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开始，为他以后钻研西学奠定了基础。1871年（同治十年），以最优成绩毕业，派至军舰实习五年，先后随舰巡历新加坡、槟榔屿、黄海及日本各地。1874年，又曾随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光绪三年），严复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驾驶，先肄业于朴次茅斯，后又入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考课屡列优等”。他留心英国社会政治状况，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文化，曾到英国法庭实际观察，作中西异同比较。当时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他极为赏识，引为忘年交。

　　1879年，严复卒业归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次年，李鸿章新建北洋水师学堂成立，又奉调北上，任该学堂总教习，后升任会办、总办。在此任事达二十年，直到1900年才离职他去。在此期间，严复感于仕宦不达，言不见重，曾先后四次应科举考试，欲博一第，但都未能如愿。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举国震动，严复深受刺激，开始致力译著，主张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同年，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政论，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尖锐揭露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为宗旨，著文立说，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使《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南北齐名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其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Evolution　andEthics，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始译于1895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可以说是从严复开始的。《天演论》出版后，给当时中国思想界以巨大震动，它使进化论的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给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启迪人们奋发图强寻求振兴国家的出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当时在知识界流传最广的新格言。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曾评论说，《天演论》出版，“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奋力于译事，到1909年（宣统元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AnInquiryinto　Nature　and　Causes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Stud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和《名学》（A　System　of　Logic）；甄克思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L’espritdes　Lois）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Logic　the　Primer）等书，共一百六十多万字之巨，而且几乎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足见其功力之深，笔耕之勤。在这些译作中，所加按语多达数百条，十七八万字，除少数为诠释名物外，其余大都为他本人的见解和主张。他还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引为楷模。严复学贯中西，被誉为“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他是近代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1900年曾开名学会于上海，讲演名学。又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被推为副会长。1902年，他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1905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在次年一度任校长。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同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复被荐为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严复趋于保守。1913年，他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1915年，又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此后，他还支持宣扬迷信的灵学会。1919　年五四运动中，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加以诋毁，保守思想日趋严重。晚年衰病，　1921年10月27日卒于故里。

　　参考书目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王汝丰）　
　


　　　　
严耕望
　　　　严耕望

　　（1916～　　）　　中国历史学家。号归田。安徽桐城人。以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方行政制度及历史地理而知名。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转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并随钱穆、顾颉刚等研习历史。1945年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自荐，得入该所工作，专心撰述《两汉太守刺史表》（1947）、《唐仆尚丞郎表》（1956）、《秦汉地方行政制度》（1961）、《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1963）等书。后两者为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开拓门路，《唐仆尚丞郎表》考辨精细入微，是其中年以前的代表作。

　　严耕望于1963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作学术交流。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退休后，继续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在香港教学之余，又出版《唐史研究丛稿》（1969）、《治史经验谈》（1981）、《治史答问》（1985）及《唐代交通图考》等书。“治史”两书是他毕生治史经验的总汇，内容平实，最便初学。从两书中，可知其治学功夫扎实，对基本史料能进行精细研读，更能持之以恒，故能有所成就。《交通图考》是他中年以后的力作，从1946年起，便致力于此项研究，共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至今仍未完成。该书从文献史料入手，兼参考考古发现，辨析入微，是近代考史的杰出著作，也是全面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作品。

　　（刘健明）　
　


　　　　
严嵩
　　　　严嵩

　　（1480～1567）　　明朝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正德十年（1515），奉旨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1528），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喜，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寻改吏部尚书。十二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吏》，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街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国政近二十年，同其子世蕃、义子赵文华等广结党羽，操纵国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他利用世宗“果刑戮，颇护己短”的弱点，以事激怒世宗，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大力排除异己，先后杀害首辅夏言、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以及揭露其罪行的杨继盛等。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加剧了“北虏南倭”之患；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进一步败坏吏治；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渐为世宗所疏远。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先后弹劾严氏父子罪行。四十一年五月罢职；四十四年三月，被削籍抄家，子世著及其党羽罗龙文等伏诛。两年后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著有《钤山堂集》四十卷。

　　关于严嵩的评价，近年来有人提出严嵩不仅是颇有名气的诗人，而且能引用贤才，奖掖后进，对北虏南倭的政策正确，也无诬捏他人至死之事。因此称其为奸臣值得商榷。

　　（彭云鹤）　
　


　　　　
沿海贸易权
　　　　沿海贸易权

　　独立国家所固有的一项主权。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沿海贸易权逐步为列强所攫取。

　　中英《南京条约》及《通商章程》并无允许外籍船舶参与沿海贸易的条款。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规定，美、法船只装载洋货来华，可以进入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五个口岸的任何一口，如货物并未销售完毕，可以转运其他的开口岸销售，亦未允许外国商人和船只享有经营中国土货沿海贸易的权利。但是，外国商人和外国船只并不遵守条约的规定，经常任意闯进中国沿海未经条约开放的口岸；外国海盗商人又在中国沿海放肆抢劫中国商船，迫使中国商船雇请外国武装船只护航，或雇佣外国船只载运土货，进行沿海贸易，遂造成外国船只经营土货沿海贸易的既成事实。

　　1847年春，厦门地方当局警告中国商人不得用英船装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