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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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除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卫所。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所属皆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和给由，皆由吏部。其他如武官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之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移与相关机构会同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每逢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将为帅，调领五军都督府所辖卫所之兵佩印出征。军还即归印于朝，兵回卫所。可见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已渐缩小，至永乐后已尽归兵部，时所谓五都督，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这是明代加强皇权的重要步骤之一。

　　（吴量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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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均六埂�

　　王莽新朝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公元10）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埂ü‘，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称五均六埂Ｆ涿剖窃诘笔蓖泄鸥闹频姆缙拢扇寮伊蹯б怨盼木吨芾瘛贰ⅰ独钟铩肺谰荻岢隼吹摹Ｍ趺笸急砻嫔纤狄源死聪拗粕倘硕耘┟竦墓扰贪浦垢呃叩牟被疃导噬鲜滓康氖窃黾有旅ёㄖ浦饕宸饨ü业牟普杖耄⑽钩烧庖还业恼ɑ〉暮雷迦糯竽彼嚼�

　　六埂校巍⑻艉驼枷党邢何涞哿醭挂岳淳芍啤＞频淖簦涞凼币欢仁┬校训凼荚辏ㄇ�81），盐铁之议后废除，改收酒税，新莽时恢复专卖，规定卖酒毛利三分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人工费用，七分作为纯利入官。名山大泽产品的征课，过去亦曾实行。这时更规定，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捕作为货币原料的龟、贝的工商业者，其产品不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都要向政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凡从事鱼鳖、鸟兽等的捕捞猎取和从事畜牧的，也同其他小工商业者及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收其利润的十分之一以为“贡”（相当于后世的所得税），经营这些产品不向政府申报和申报时有隐瞒的，产品没收，并罚一年劳役，以示惩诫。

　　五均赊贷，是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制和管理，并举办官营的贷款业务。主要在几个大城市中施行，也旁及郡县。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公家；所谓赊贷，是由政府办理借贷。当时将六个实行五均的大城市，即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称为五均市，原长安市令及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为五均司市师，其他郡县设司市，大体由地方官兼任，统称市官。市师下有交易丞五人，又称均官，钱府丞一人，又称钱府官，分别掌管均平物价、收税和赊贷事宜。

　　五均是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市场价格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时，则听任自由买卖。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使经营者不致亏折。赊贷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务之一。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百分之三，即年利百分之三十六）。

　　新莽推行的五均六埂臀涞凼钡木霉苤拼胧┳饔貌煌Ｎ涞凼狈饨ü疑胁簧醺啵材芑究刂莆彝菩姓叩墓倮簦虼苏庑┐胧┦盏搅巳舾苫男Ч６旅闭ㄒ押芨啵蠊ど讨鞒錾淼耐菩姓庑┱叩墓倮粢逊欠饨ㄕㄋ芸刂疲虼死嗨频拇胧┓炊鹆似苹稻玫淖饔谩Ｍ菩形寰‘措施的大商人与地方政府、豪民富户狼狈为奸，多立空簿，府藏不实，操纵价格，盘剥百姓。平抑物价的市官收贱卖贵，甚至以贱价强取民人货物。赊贷过期不还，便要罚作刑徒。官府收税十分烦苛，饲养牲畜乃至妇女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和商贩直到医巫卜祝都要收税，连不事生产的城市居民也要纳税。而且条法苛细，处罚严酷，重的甚至要处死刑。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乃至居民均受其害。结果工商业遭到极大的破坏，五均六埂闪硕匀嗣竦谋┱Ｎ寰‘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2）才准备废除，第二年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宁可）　
　


　　　　
五权宪法
　　　　五权宪法

　　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初次提出于1906年12月2日。是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结合中国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在演说中提出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将实行行政、立法、裁判、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均未制订此项宪法。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和教育会的演说中，再次以“五权宪法”为题阐述了这一原则。1924年4月22日，五权宪法以“中央政府当设立五院”，其序列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以试行五权之治”，载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作为政权建设原则而固定下来。

　　（曾业英）　
　


　　　　
五人墓
　　　　五人墓

　　明代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斗争中殉难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之墓。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政黑暗。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巡抚毛一鹭阿附魏忠贤，残酷压迫、盘剥人民，激起市民强烈不满。天启六年，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吏部员外郎周顺昌。顺昌居官清正，受到市民拥戴，故苏州城乡数万人为周顺昌免遭逮捕而不期群集。当缇骑开读诏书时，愤怒的群众大声喧哗，哭声四起。市民颜佩韦率先向两台使讼周顺昌冤，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四人亦偕诸生求其疏救，跪乞至午不起。缇骑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遂蜂拥而前，攀栏折楣，直前奋击。缇骑二人当场毙命，余负伤鼠窜，毛一鹭赖苏州知府寇慎等保护得免。事后，苏州府出动军队保护缇骑，并连夜将周顺昌解走。毛一鹭则飞章告苏州民反，并三上疏，欲以擒获首乱功自解。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时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当地人士感五人之义，将他们合葬于虎丘之侧，题称“五人之墓”。复社领导成员张溥为作“五人墓碑记”。

　　苏州五人墓“义风千古”牌坊

　　（许敏）W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爆发的以工人为主体的有全国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现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下，同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枪杀了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工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号召各界大力支援。上海学生首起响应，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外国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一万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四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被巡捕逮捕。上海租界工部局准备在5月30日进行非法审讯被捕的工人和学生，还决定对租界内的华人加强镇压和限制，并要越出租界筑路，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到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讲演，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等。英巡捕又拘捕学生一百多名，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赶到捕房周围，要求释放学生。英国巡捕蓄意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了五卅惨案。6月1日，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人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二十多万工人。还有五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款等十七项要求。（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

　　广州各界为五卅惨案举行游行示威

　　帝国主义用屠杀手段镇压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地──上海南京路老闸捕房

　　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长沙、焦作、水口山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矿区，一千二百多万群众，先后起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省港大罢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上海的“三罢”斗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下，单独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工人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为了保存力量和巩固已得胜利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标志着中国人民觉悟的迅速提高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参考书目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5。

　　《五卅运动史料》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1、1986。

　　（蔡钊珍）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