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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中国百科全书-第1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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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 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二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是野史、杂史和别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通典》中华书局校点本

  《通典》内封

  《文献通考》目录

  全书两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

  郑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斥五行相应说。

  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自上古叙至宋嘉定末,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因以汇集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既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见《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上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十七史商榷》目录

  《廿二史劄记校证》封面

  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他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

  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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