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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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主要空军基地。日军调集第十三、第十一军九个师团,约十四万余人,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指挥下由杭州、南昌两个方面,沿浙赣线东西对进。国民政府令顾祝同第三战区、薛岳第九战区集结十四个军四十一个师,约三十万兵力抗击日军。5月15日,杭州方面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线及其两侧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在桐庐、诸暨、新昌一线进行抵抗后,主力向金华、兰溪一线转移。经激战于28日放弃金华、兰溪阵地;在金兰地区的防守战则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被地雷炸死。此后,日军再发动攻势,于6月7日攻陷衢州,11日陷玉山,13日占广丰,24日又占丽水。而南昌方面日军于5月底沿浙赣路及其两侧向东进犯,连占临川、鹰潭、贵溪、南城等地。7月1日,日军东西对进之两部于横峰会合,打通了浙赣线。之后,转为对机场、铁路的破坏和对战略物资的掠夺。日军由于战线长兵力分散,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于8月中旬开始在浙赣战线缩短防线。至8月底,浙赣西段之日军全部撤回原防,浙江地区日军撤至新登、兰溪、金华、东阳、奉化之线,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国民政府丢失大片土地,浙赣两省的机场被彻底破坏,二十余万居民及士兵惨遭日军杀害;但日军亦遭受严重损失,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官兵共二万八千九百五十五人。
(齐福霖)
《贞观氏族志》
《贞观氏族志》
唐太宗时期序列氏族高低的官修谱牒。一百卷。隋唐之际,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于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谙练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评定各姓等第,书中以山东士族崔民幹列入第一等。书成以进,唐太宗仍不满意,认为全国统一后不应再以崔、卢、王、谢为重,应当重唐朝冠冕,根据当朝官职的高下确定等第。高士廉等依照皇帝的旨意重修,贞观十二年(638)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氏族志》中,崔民幹降为第三等。虽然《贞观氏族志》贬抑门阀士族,但在肯定氏族高卑、士庶有别的前提下,以当代官爵作为升降主要标准,改定氏族等第,实质上是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包括传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为核心的新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这对于巩固新统一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勣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胡如雷)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6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入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唯此书存。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1333)刊行。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行。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年刊行。该本基本概括了日本现存各种版本的长处,其中有些内容为戈本所无。
(吴枫)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其主要表现是: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能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见羁縻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均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具有一定局限性。
(胡如雷)
真腊
真腊
7~15世纪印度支那吉蔑族所建王国名。唐代或以其当时的都城名之,称邑心国、伊赏那补罗国(■■āna…pura);或又以其民族名之,称吉蔑、阁蔑(Khmer,今译高棉)。宋代亦作占腊。
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湄公河中下游,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6世纪中崛起,7世纪中期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邻接。唐神龙(705~707)后,分裂为陆真腊(又称文单,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和水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西南部)二部,9世纪时复归于统一。据《诸蕃志》载,宋时已都于禄兀(今柬埔寨吴哥),为其最繁荣的时期。13世纪时领有雉棍(一译西贡)等属郡九十余处。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
自616年(隋大业十二年)至15世纪50年代(明景泰年间),和中国通贡频繁。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与唐廷建立联系,此后从628年(唐贞观二年)起,至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不断遣使来华。唐玄宗在位(712~756)时,陆真腊王子曾率属下二十六人来唐,被授予果毅都尉。《旧唐书·经籍志》有《真腊国事》一卷,当为记载该国史的第一部专著,惜已亡佚。元周达观曾亲历其地,目睹吴哥盛景,归国后撰《真腊风土记》一书。明郑和下西洋时也经过该国。约15世纪时,真腊趋于瓦解,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版图方渐确定。元、明时期,中国古籍对今柬埔寨已开始采用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澉浦只、甘破蔗、柬埔寨等对音。
参考书目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1。
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北京,1981。
(陈佳荣)
《真腊风土记》
《真腊风土记》
元朝有关柬埔寨情况的著作。一卷。撰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至大德元年(1297)六月始返。该书即其返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真腊即今柬埔寨,中国史籍中此名初见于《隋书》,唐宋时仍称真腊,元代又称为甘孛智、干不昔、甘不察,明万历后始译为柬埔寨。该书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面、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四十条。前有总叙。书中城郭条之州城,即柬埔寨的古都吴哥城(Angkor Thom,亦称大吴哥),《诸蕃志》作禄兀城,禄兀为吴哥之音译,意即“城”。城中有许多建筑和雕刻,为东南亚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书中所记与今之遗址情况皆相合,足证撰者本人曾亲临其地,故确实可信。《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该书可补其缺。
该书是反映柬埔寨历史上文明极盛之吴哥时代(10~13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其所记吴哥城及当时柬埔寨人民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情况,是现存的同时人所写的唯一记载,故为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所重视。书中贸易、欲得唐货、器用诸条,皆记有真腊人与唐人通商往来情况,是研究中国与柬埔寨关系史的重要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撰者对于所谓“奇风异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