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科全书-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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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一带。南城兴建于东魏初年，在今漳水之南，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较北城大，在今河南安阳县境内。

　　邺原为东汉末年冀州治所，河北平原统治中心。韩馥、袁绍前后为州牧居地。建安九年（204），曹操破据有邺城的袁氏残余势力，领冀州牧，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为丞相，封魏公，晋爵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今河南许昌东），实际政治中心是魏都邺城。

　　石狮　河南临漳邺城铜雀台遗址出土

　　曹丕代汉建魏后迁都洛阳，邺长期为北方商业和军事大城市。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以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阳平（今河北大名东）、魏（治所在邺）为“三魏”；同时又以长安（西汉故都）、谯（魏帝本贯）、许昌（汉献帝旧都）、邺与洛阳合称“五都”，足见邺之重要。

　　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将都城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迁至邺城，改太守为魏尹。此后汉人冉闵建立魏国，亦都于此。前燕慕容儁灭冉魏，初都于蓟（今北京），后亦迁都于邺。前秦苻坚曾以王猛为冀州牧，居邺。北魏孝文帝立相州，以邺为州治。东魏天平元年（534），高欢入洛阳，立孝敬帝，迁都于邺。北齐亦建都于此，改魏尹为清都尹。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改邺为相州魏郡治所。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大丞相杨坚企图代周之际，相州总管尉迟迥从邺起兵讨伐，失败。杨坚焚毁邺城，千年名都化为废墟。

　　（卢开万）　
　


　　　　
夜郎
　　　　夜郎

　　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原居地为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蜀地的枸酱等土产，常经夜郎运到南越。

　　西汉初，竹王多同兴起于遯水（今贵州北盘江），自立为侯。建元六年（前135），武帝遣唐蒙入夜郎，招抚多同，并于元光四至五年（前131～前130）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南部都尉。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元光六年，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以便交通；同年，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征南越，因夜郎等不听调遣，乃于翌年发兵平定西南夷之大半，在其地设牂柯郡（治今贵州关岭境）与夜郎等十余县，同时暂存夜郎国号，以王爵授夜郎王，诸部族豪酋亦受册封。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前27），牂柯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建夜郎国者究系何族，众说纷纭，主彝、苗、仡佬、布依等族先民者均有之。传世贵州古彝文经典《彝族世系》有“彝族天生子，多同来抚育”，“多同权威高，多同天宫主”，“祖宗变山竹，山竹即祖宗”等记载；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又据，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四十多个，其中二十八个一般认为是古彝文，果然如此，则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并具较高文化，夜郎国或即为彝族所建。按夜郎及其附近诸部落自战国时代以来便与秦、楚、南越诸地有贸易关系，至西汉成为汉郡县后，日益受到汉文化影响，中原的钢铁制品、手工业品、生产工具与灌溉技术等都很快输入夜郎地区，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挖掘的很多汉墓中的遗存足资证明。但这些遗存同时证明一部分土著习俗文物也遗留了下来。

　　夜郎人的青铜矛　贵州清镇玡珑坝出土

　　（侯哲安）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武装进犯上海的事件。因为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占领中国东北、拼凑伪满洲国的注意，及蓄谋占领上海，于1932年1月18日制造了日本僧人无故寻衅滋事被殴的“日本和尚事件”。21日，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及四项无理要求，即道歉、惩凶、赔偿损失和取缔民众排日运动等。28日夜11时许，在上海市政府答复接受其所提要求后，又提出撤除闸北中国驻军及防御设施问题。12时，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

　　日军炮兵轰击上海市区

　　蒋廷锴在阵地指挥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当夜，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人领导下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于次日晚表示接受英美等国调停，暂行停战。2月3日，战事复起，日军分三路围攻闸北，同时猛攻吴淞，但均被击退。7日后，日本先后增调混成旅团、师团各一到沪参战，并两次改任司令官，加强指挥。20日起日军向吴淞、江湾、闸北发动全面进攻。23日，十九路军在庙行与日军展开决战，击毙日军三千余人，自身也阵亡将士两千余人。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上海各界人士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但南京政府妥协退让，2月24日后日本再次改派司令官，增援两个师团到沪参战。十九路军除得到第五军前来助战外，未获南京政府的任何援助。3月1日，日军发动以江湾为中心的总攻击，十九路军不得不下令撤退。2日，日军占领大场、浏河。3日，在英美等国调停下，日中双方宣布停战，24日开始谈判。5月5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军则可留驻上海。日本通过“一·二八”事变，达到了拼凑伪满洲国（3月1日宣布成立）和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的双重目的。

　　（曾业英）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今北京）爆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为继续向华北扩张，加紧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5～7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胁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自治”，并策动河北省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率先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坚持妥协退让的方针，于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12月7日批准成立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整个华北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在这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13日再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北平学生成立了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决议发动各校学生吁请南京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宣布抗日。12月9日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北师大女附中等大中学校学生冲破军警阻拦，结队前往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所在地中南海请愿，“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9日上午十时半，除清华、燕京等城外各校学生因军警关闭城门受阻于西直门外，以东北大学为首的城内各校学生一二千人汇集新华门前，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六项要求：①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②宣布中日交涉经过；③不得任意捕人；④保障地方安全；⑤停止一切内战；⑥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何避而不见，派秘书出面敷衍，学生们遂愤而改请愿为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沿西长安街、西单、西四，转道沙滩向天安门进发。途中，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增至二三千人。在王府井南口，学生们再次遭到军警木棍、皮鞭、水龙的袭击，不少学生受伤、被捕。为抗议当局的镇压，各校学生自10日起实行总罢课。（参见彩图插页第135页）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出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6日成立的消息。市学联决议是日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16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城内万余学生齐集天桥广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八项决议案。随后，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整队向前门进发。由于城门关闭，在前门外再次召开市民大会，通过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九项决议案，并在宣武门一带为进内城与军警展开搏斗。是日总计被捕学生二三十人，受伤近四百人。

　　北平学生游行队伍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青年学生、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广州、上海及沪杭甬的铁路、邮务工人先后集会，通电声援学生运动。上海等地的工商、妇女、文化、宗教界和海外侨胞纷纷成立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学生斗争，呼吁抗日救国。北平学联为击破南京政府拉拢学生“赴京聆训”等阴谋，决议组织学生到农村去扩大宣传。1936年1月初，平津学联联合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平汉铁路沿线的华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斗争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学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动员人民起来抗日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开辟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青年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曾业英）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

　　一条鞭法改革主要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用的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早在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江西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