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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新战国时代-第50章

小说: 新战国时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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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良: 你反对我也会坚持,我坚持认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导致你最后采取不同的方式介入冲突。也就是说,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是思维方式导致的。  
  国与国冲突的动因当然首先而且主要是利益,但不能因此认为文明的冲突不存在,或者说文明冲突就是利益冲突,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看待文明冲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不认为它就不是亚层次问题,这次倒萨战争,不管是冲着石油去的,还是冲着欧元去的,它的背后还是有文明因素在起作用,西方不同于东方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它不同的获取利益的方式,比如它可能更容易也更倾向于使它直截了当地选择战争方式,但是你对像中国或者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从哲学到民族习性都比较温和的民族,就可能与西方民族的选择完全不同。总体上讲,它是相对温和的农耕民族,它的获利的方式,也和有游牧与海盗传统的民族延续下来的获利方式不一样,尽管它们之间也打仗,包括与西方民族打仗,但它们的民族性和思维方式并不因此而改变。这是重要的文明因素。  
  王建:中国汉代最多时有5000万,但经过东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到三国时代只剩下300万人。我们是在内部打仗,你看中国的地形,北边是沙漠,西边是高山,东边、南边是海,我们扩张什么?汉武帝时出现人口过剩,“关东流民200万”,就发动战争,就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汉武帝时对少数民族的战争,是占了甘凉十八州,就是把河西走廊全占了,实行移民和屯垦,再往西走是大戈壁了。中国在汉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战争,是因为已经不可能通过领土扩张获取更多的农耕资源,再发动战争就没有意义了。政治和军事一定是经济,经济可以不是政治和军事,你要这么讲就离开你原来那个点了。我跟你讲,中国在战国时期的战争,百万人以上规模的不知有多少次,秦攻赵国,一次可以坑杀赵卒40万,多惨烈!在欧洲只有德国农民战争上过百万,一般是几万人的规模,欧洲30年战争是什么规模?都是几万人对几万人。中国封建社会绵延2000年,这其中出现的统一朝代大小共12个,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大约是平均每过150年就会出现一次百万人规模以上的战争,是改朝换代的战争,而这类战争大都发生在人口高峰,当人与土地的矛盾发展到极点,又不可能用扩张领土的方式来解决,就发生农民起义和大的内部战争,使人口大量减损,以恢复人口与农耕资源的平衡关系。你们的超限战都是继承战国老祖宗的思想,那是打了几百场战争凝结出来的军事思想精华,我们的兵家、法家就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  
  乔良:但你所讲的都是中华民族初始阶段的状态,自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人完成了在西高东低、北荒南蛮的自然地幅内的领土扩张,扩张的愿望受到了自然的 抑制,从生存所依赖的资源上,也没有了扩张的需求,再加上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使中国人趋向自足和保守。  
  李晓宁: 你的立论其实与我们是一致的,你说因为高山没过去,哥伦布走过多远,麦哲伦围地球绕一圈,因为它穷,你太富足,所以老有内战,没有外战。  
  王建: 十字军远征是外战,但是十字军在东方抢不到财富干了什么事?把东正教庭的君士坦丁堡抢了,那是他自己的兄弟,这是异教徒吗?是自己一样的人。第二个例子,也是30年战争的事,当时法国的当政者是红衣大主教黎世流,是跟罗马教庭一样的东正教,他却派军队到德国,跟罗马教庭的军队打仗,他就是要和教庭争法国自己的王权,哪儿有宗教战争?都是借着宗教幌子在谋自己的利,还是马克思讲的最深刻,经济是基础,利益是动机,一定要从这个地方看问题才能看清楚,什么文明冲突论,我看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侵略别人和拉拢盟友的借口,需要彻底否定,那是一个误区,是让我们看问题陷入误区。  
  王湘穗: 亨廷顿是想拿文明冲突,作为他研究国际冲突的最核心的解,但这个解并不正确。照我们看来,国际冲突的解还是经济,是货币霸权。  
  李晓宁: 在冷战之后他写了本书,能够这么解一下就不错了。认识到他解错了后,也就提供了一个新的解。  
  王湘穗: 亨廷顿的话为什么老被引用?因为它可以起到板块动员的效果。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种板块式的战争,就需要进行板块动员。以前欧美基本上都在同一板块,跟其他板块进行冲突的时候,基督教文明有最广泛也是最深远的动员作用。现在为什么“文明冲突”不灵了?因为欧美马上就要掐起来了,西方内部的冲突证明你的“文明冲突论”失效。  
  王建: 东西方冲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峙的时代,亨廷顿的这种思潮没有市场,影响很大是冷战以后的事,冷战时没有这个政治气候。他现在是试图解释意识形态冲突后,还有世界性冲突的原因。  
  乔良: 这是福山的《历史终结之后》那本书试图做的事。福山的东西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宣判的成分也太多。但亨廷顿的东西不是这样,他其实是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冲突的思想,看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但他看来显然没有意识到,不从现代经济角度,不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光谈文明的冲突,从理论上就会太苍白,也缺乏广泛的说服力,这也许是亨廷顿理论一出就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  
  李晓宁: 汉族为什么跟匈奴打仗?两边市场贸易一停就会打起来。不交易,汉族这边即便没有皮子穿,没有牛奶喝,也不会着大急。但匈奴人连粮都没有了,盐都没了,他不劫掠没法生存。  
  王建:北方匈奴是在发生自然灾害,草木枯黄,牲口死了,没饭吃了,才到汉族地区来劫掠。  
  李晓宁: 生地开成熟地要好几年。游牧民族,草一吃完赶紧走,一走就到人家区域,去了俩人就打。更符合自然状态,劫掠性非常强,英国人的特点就是这个。    
  文明冲突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宗教冲突(2)    
  乔良:我理解的文明从根本上讲正是你们描述的这些景象,其实就是生存方式。  
  李晓宁: 几千年来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我们是天朝大国,一家独大,没有多少结盟的历史和经验。然而,自西方列强打进中国这100多年来,面对这变化的世界,中国在外交结盟方面走了一条崎岖的路。毛主席在外交结盟或背盟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开创了全新的格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也是一大贡献。  
  但在欧盟的设计中,就不是最高政治领袖来设计; 欧盟组成线路的几个设计者,都是像艾波尔曼这样的人,而不是希拉克。希拉克这些人一天处理公事都处理不过来,是艾波尔曼这些人把这个一点点做起来。  
  王湘穗:文明是一种生存方式。  
  王建: 古代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中国是农业文明,罗马民族也是农业文明,所有农业文明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包括饮食习惯,比如中国人和意大利都喜欢吃面条,喜欢吃饼等面食。农耕文明高出游牧文明,对付游牧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筑城墙把他拦在外面。  
  比如中国就是修长城,从战国一直到明都在修。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当时凯撒派了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米利其安,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中间的地方,带了几万士兵,筑了土城墙,跟咱们元大都的土城一样,高3米,把哥特人挡在北方,这是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最有效的防御方式。  
  乔良: 对历史,我一直有一种不能说有多少论据的猜想,就是在古代,开化民族总是终结于野蛮民族或者说后起民族的颠覆。中国有夏商周的更迭,元明清的交替,西方有亚历山大对古波斯的征服。古罗马的崛起与古埃及的衰落,以及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颠覆,无不如此。而每一个后起民族,一旦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并充分吸纳了被它征服的文明或被这一文明同化之后,一般都会在短暂的强大之后走向腐败,走向衰落。其中一个不为人窥破的秘密是:开化民族通常都是在它开始骄奢淫逸、腐败堕落时,才会被后起民族所击败、所取代,而后起民族在取代之时,往往把前者的腐败方式也如同遗传密码般一并继承下来,最终成为它走向衰败、从而导致它被更新的蛮族所颠覆取代的潜在原因,这差不多成了古代国家(不分中外)的一条规律。但有意思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开化的国家之后,这一规律似乎反了过来,变成了文明开化国家对落后野蛮国家的征服和颠覆。落后就要挨打,成了一条新规律。现在,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我们正在亲历它用自身的文明和强大去颠覆其他国家的过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似乎在暗合一个哲学的命题:二律背反。  
  李晓宁: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农耕民族一般不大规模地拓殖,安土重迁,因为资源稳定。而游牧民族一定要拓殖,因为资源不够。进入工业化以后,也是因为资源不够,欧洲才向外大肆扩张。英国本土有多少煤矿?能产多少羊毛?工业化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你就得往外发展。我们的人口主要在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流域居住。这里的农业资源是全世界最好的。现在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农村城市化的问题。我们也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了。真正大规模工业化是改革开放的20年。现在步子越来越大,资源和市场就显得很不够了。怎么办呢?我看经济结盟是一条出路。我们以前一直没有与其他国家有过大规模经济结盟的历史。历史上不管郑和还是张骞都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走出去的。张骞为了防止匈奴袭击而出西域寻找大月氏,最后也没找到。郑和下南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以防其复辟。当然经济结盟与政治结盟是相关的。  
  乔良: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假如你的剑不够长,就往前跨一步,结盟要干的就这个事。  
  李晓宁: 中国终于加入这个变化的国际关系中去了。原来我们封闭自己,认为我们的资源足够了。形成了我们不必往外走,外面的人也别进来的状态。现在被工业化给打破了。  
  王湘穗: 如果把文明看做生存方式,那么不论是欧美矛盾,或者是欧美与东亚哪一极的矛盾,都不是文明冲突,因为大家都是在追求货币霸权,是同一种生存方式,都是按虚拟经济这套游戏规则来生存和竞争,我们在文明上没冲突了,再怎么闹也是你文明内部的事。也可以说这就是包容更广泛的全球化文明。文明开始同质化,文明再要前进就是边缘对于中心的颠覆,东亚现在处在边缘上,东亚进入核心圈后,还有其他的边缘性力量会颠覆文明中心的基本规则。  
  乔良: 也许和长时间从事文学写作有关,我意识到一部文明史就是蛮族颠覆开化民族,从而形成新的文明的历史,是从阅读文学史时开始的,文学史的每一个进步,几乎都是民间文学包括口头传承俚词俗曲对正统文学的改造和颠覆,然后丰富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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