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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023中国古代首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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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虽有地形防御的优势,但由于赋税的逆流而上,也会使得中央对于中原地区的管理有力不从心之感。自从周公旦建造东都加强对东方的管理开始,汉朝灭亡之后,中央对于中原地区这样的管理在此后显得更加的重要。

    另外,上面曾经说到,占据秦蜀之地,便可以称霸天下。但当时的中国,长安南方的巴、蜀之地基本控制在南方政权的手中(除去前秦和北周2个北方政权,而前者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使得统一的大好形势荡然无存)。也就是这样,长安也不自然的成为了战争的前线,形成了不自然的威胁。其安全度远远的不如洛阳。也因此地位也难以和洛阳相比。而北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移至洛阳开始,从此再也没有鲜卑族和汉族之分,促成了中国民族的大融合。即便此后隋朝统一中国,隋炀帝和唐朝的武则天也时不时的搬到了东面的洛阳,以加强东面中原发达地区的管理。

    中国的分裂时期,洛阳的地位要略高于长安,但是步入了最终的统一,洛阳和长安之间的地位又是如何?平心而论,建造首都的关键除了对于发达地区的控制之外,还包括战略上的扩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面一千年里面,其对外扩展主要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由于几个对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羌大多数都是来源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长安和洛阳的建都也决定着中原统一王朝的战略扩张,自然就是中原统一王朝对于西北地区的战略扩张事业。而长安靠西,则使得中原王朝对西北的战略扩展的辐射程度更胜一筹。

    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面1000年,两个最大的盛世——汉唐盛世,其相似之处,便是这2个中国历史上的大朝代其首都都在关中平原上的长安城下,自然对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扩张显得更加的突出。汉武帝时期,马踏匈奴,开通丝绸之路。盛唐王朝,灭突厥,统治整个西北大漠。无不与建都长安对于西北战略扩张的便利有关。而古长安城也见证了这段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纵观中国前面1000年来,长安和洛阳的首都之争,在洛阳建都的朝代以分裂的政权为多。即便统一的朝代,东汉也比之西汉稍逊风骚,更无法和唐朝相提并论。而这次首都之争,也正是对内控制和对外扩张之争,而洛阳恰好是前者,长安恰好是后者。第一次首都之争的结果是长安胜于洛阳,对外扩张胜于对内控制。 


三、安史之乱——关中平原地位下降的开始

    正当唐朝王廷一片歌舞升平,自认为天下太平之时,唐明皇却不敢相信,他所认为对其忠心耿耿的安禄山居然从范阳起兵,直取唐都长安。而明皇的昏庸,杨国忠的胡乱指挥,也使得叛军很快的打入了长安城内,就这样“木易若逢山下鬼”,一出唐朝历史上悲欢离合就这样的产生了。随后,太子灵武称帝,称“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

    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大乱,成为了整个唐朝历史的转折点。自此,唐朝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的降低,形成了影响了整个唐朝历史的藩镇割据现象。而这样的割据状态一直延续到唐帝国的最终覆灭。这场影响着整个唐帝国权力结构的动乱,也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转移。中原的战乱,又促使了一次新的人民大迁移。这次人民的大迁移,一点都不亚于此前晋室的南迁和此后宋室的南移。而中原战乱所造成的经济上的破坏,以及大量中原居民南迁之后,南方劳动力的显著增加。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南方从六朝时期的建设开始,经过不断的发展,直至安史之乱,其江南半壁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而正是在这场动乱之后,整个唐帝国的藩镇呈现出4种不同类型的割据势力,一般称为河北、中原、西北和江淮4种不同的类型。这4种藩镇互相倾扎,成为了中唐之后的唐朝景象。

    其中,中原藩镇正是在镇压安史之乱的途中增长实力的,也渐渐的加大了对于中央的离心力。他们把持着当时中国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而江淮藩镇,也正是唐帝国赖以生存的赋税之地。这个赋税之地和唐王朝的首都却相距有十万八千里之远。连接唐王朝朝廷中央和江淮赋税之地也只有一个隋代开凿的永济渠。但这块交通要道却掌握在中原一带若近若离的藩镇手中。也威胁了唐帝国的生存。为了生存,唐代宗时期,对于各地的藩镇采取了姑息的政策,保证了财税的按时到达,而这种姑息的政策却扩大了地方割据势力的离心力量。唐朝长安城,也在安史之乱之后,王气一点一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的消失。除了唐明皇的昏庸,让安禄山的叛军打入了长安城内。随后,吐蕃人的占领,回鄂人的洗劫,以至后来德宗年间,各地藩镇的谋反,让这块千年古都苍老了许多。

    唐朝传位至唐宪宗,这位皇帝力图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皇权统治,利用李愬消灭淮西吴元济。除了河北4镇尚未平定。唐宪宗先后降服了西川,夏绥,镇海等节度使。使各路节度使重新向中央缴纳赋税,接受朝廷任免官吏。也基本重新树立起了唐朝中央的皇权,但天公不作美,唐宪宗仅仅在位了才15年,就因为宦官而病重离开人世。此后,河北4镇重新叛乱,而唐朝的历史也步入了宦官专权的时代,而朋党之间对于镇压藩镇的争论不休,和唐宪宗之后的唐朝帝王们没有他一样的必定决心。唐朝历史在宪宗死后又步入了一次转折。作为后人,无须被唐宪宗的早死而感到悲哀,但假设如果宪宗能够在存活15年的话,那么力图重新树立皇权的这位皇帝会不会将首都东迁?从地理上面来看,基本上,从安史之乱平定开始,唐帝国偏西的长安城已经很难控制东方的中原地区,而江淮的赋税之地也使得长安城相形见拙,永济渠虽然能够连接赋税之地,但也被那些中原藩镇们时刻威胁着,在这样危险的形势之下,唐帝国的首都东迁是必然的趋势。而这种的必然趋势也会使得那些志在恢复皇权的帝王们将行政中心东移来重新振作唐朝的皇权。但唐宪宗的早死,又令整个唐朝重新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境地之中。

    唐宪宗病死之后,唐朝的历史也步入了宦官专权的时代。而他以后的皇帝也基本上没有唐宪宗那样平定藩镇的坚定思想。同时,中央的朋党之争,也在藩镇问题上争论不休。李德承坚持平定,而牛党的姑息也使得整个唐王朝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犹犹豫豫。在地方割据的分裂环境之中,唐朝在长安残存了最后的200多年。此后,一个叛变其主子,农民军领袖黄巢的朱全忠成为了唐朝的实权人物。而宦官和藩镇的矛盾在他的时期达到了顶峰。杀掉所有宦官的他强令唐朝的首都东迁洛阳。最终,他也篡夺了唐朝的帝位,成为了新的统治者。就这样,唐朝灭亡了。而在唐朝灭亡之前,朱全忠对整个长安地区又来了一次大洗劫,唐明宫被他付之一炬。就这样,关中平原的帝王之气也在朱温的大火中完全的消失。

    唐朝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将首都设置在长安。而“得关中者可得天下”的说法也在唐朝以后发生了改变。长安的没落,一方面和关中平原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失衡有关。从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经济中心的东移,也势必导致其政治中心也逐渐的东移。长安的没落也带来了连锁反应,和长安一起,洛阳也逐渐的没落。由于洛阳比长安靠东,也只是时间晚了一会儿。后唐曾经将首都设置在了洛阳,但这只不过是洛阳的回光返照罢了。后唐也是最后一个将首都放在洛阳的朝代,虽然,这也是一个分裂政权。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五代十国的战乱时代,而这5个北方政权中,除了后唐之外,基本将首都设置在中原开封一带。到了北宋年间,开封成为了东方的商业中心(可见《清明上河图》)。据估计,北宋时期,当时的开封人口大约50万左右,虽然没有以前唐朝长安和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那么宏伟,但其商业往来的繁荣也是当年的长安和巴格达所无法媲美的。开封能够成为唐朝灭亡以后,中国一段时间的政治中心。同他的交通发达不无关系。在宋代以前,开封城就是中原地区的商业交通枢纽,加上五代十国的内乱,很多政权将首都设立在比较近的地方,也成就了开封。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赢曾经想恢复正统,将首都定立在洛阳,但由于这样很难控制江淮地区,最后也因此作罢。但交通方便的开封城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缺乏所说的地理天险。开封城没有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优势,唯一的一道天然屏障便是开封城北方的一条黄河,而一到冬季,黄河一旦结冰,连这条天然屏障也没有了办法,敌人过黄河就如同行走于陆地之间。没有了天然屏障,势必造成了人工工事的使用增加,如果想要保障首都的安全,则必须将首都的兵力调配到最高,城墙建造到最坚固。宋代兵多,但战斗力不强的原因,和开封无险可守,不得不在兵力上做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但毕竟,关中没落之后,开封作为首都,因为其地理上的显著劣势而无法支持很久。北宋王朝见证了开封城的辉煌,也见证了开封的最终没落。正当北宋内部六贼乱政,朝政腐败之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女真逐渐的崛起,完颜阿骨打的金朝军队很快灭亡了奄奄一息的辽国。开始紧盯着南方腐朽的北宋。而最终,开封城为金朝四太子所攻破,徽、钦两位宋朝皇帝为金兵劫持到了北方。历经金兵的洗劫,开封城在宋朝时期的繁荣景象荡然无存,只能够在《清明上河图》中细细的品味。此后,江湖术士传言,那金朝四太子正是赵匡赢转世,因“斧影烛光”遭屈死,上天让其转世为金朝四太子来灭了他的弟弟的后代。但金朝的崛起,也标志着整个中国东北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崛起,而少数民族的崛起也给了中国的行政中心的地理位置一次全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着现在的中国。 

四、北京——胡汉一家

    伴随着宋代的“靖康之耻”,宋朝王室南迁,在南方的杭州过着“只把杭州当汴州”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不思进取的南宋朝廷在南方偏安的时候,北方的金朝也在踌躇满志的改变了自己的首都。

    北京的崛起,开始与金朝,而功劳最大的就是金朝的海陵王。在金朝内部的夺权斗争之后,海陵王成为了金朝的最终统治者。海陵王的迁都,很大程度上是地域所限,因为,到了他称帝的时期,金朝领土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因此,首都偏于东北一隅,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多有违误,使节往来也艰于行旅,致使政令无法及时畅达内外。加之金上京会宁府的宫殿楼阁、佛寺道观、市井街巷,无不留有金熙宗风行君主制的痕迹,金上京皇族的怀旧和睹物思人,极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政治气候,给海陵王这个以杀兄(即金熙宗)夺位的帝王带来灭顶之灾。因而海陵王想通过迁都,通过分化、分治、溶化的过程达到完全解除女真皇族的组合力与反抗力,来确保自己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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